美国反域外适用推定的适用逻辑及其镜鉴

陷入单边主义的美国法域外适用违背国际法通行规则,褫夺他国司法管辖权,迫使他国国民陷入守法困境。对此,美国最高法院采用反域外适用推定加以限制。反域外适用推定由两阶段分析框架组成,先后判定立法中是否包含域外适用的清晰指示和立法焦点的鉴别指示。尽管反域外适用推定表面上强调对于美国法域外适用的限制,但其本质是将具有跨国要素的行为链条转变为“获得准许的域内适用”,将涉外案件纳入国内管辖范畴。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反域外适用推定存在被曲解和滥用的可能,陷入主观主义的不确定性危机,亦无力约束美国行政机关的外交行为,甚至主动为其提供司法注脚,国际摩擦的司法限制形同虚设。由此,建议我国法院在遵循立法目的的审慎姿态下,以是否与我国存在真实有效联系为前提区分不同情形决定域外管辖,明确司法解释在中国法域外适用中的有限效力。

反美国法管辖范围外适用的司法推定

国际法的立法管辖权规范是确定美国法适用范围的规范基础。反对联邦制定法管辖范围外适用的推定,其力道取决于国际法上的管辖权规范,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联邦最高法院的先例相符。反域外适用推定是反管辖范围外适用推定的题中之义,两种推定的适用存在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反美国法管辖范围外适用推定与避免国际冲突、解决本国关切和尊重权力分立的三项原则相契合,能够实现美国法适用的一致性目标。伦奎斯特法院时期的严格反域外适用推定和《第三次对外关系法重述》中的“合理性”规则都是对管辖权国际法规范的误读,不仅引致联邦各级法院对美国法适用范围问题解释混乱,还与国会立法意图的合理假设原则背离。

体育法域外适用的国际挑战与中国应对

近年来,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陆续出台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体育领域立法,引发国际体育组织的重重忧虑。美国“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遭遇的困境助推美国采取域外适用立法,与体育领域各国管辖权形成潜在冲突。为应对这一国际挑战,必须加快构建中国体育法域外适用体系。这一体系至少涵盖中国体育领域法律规范适用于涉外案件、奥运保障规则的域外传导、国际体育法治中的话语权3个层次。在尊重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基础上探索构建中国体育法域外适用体系,应当着力在体育领域立法中创设域外适用效力条款,完善中国体育法域外适用的实施体系,参与国际体育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美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最高法院“深南包装公司”案判决导致美国国会立法明确规定了美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美国专利法的损害赔偿条款可否赔偿外国损失,美国最高法院在维森盖克案中作出了肯定回答。由于缺乏对损害赔偿条款能否域外适用的深入分析,导致该案之后,美国法院针对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侵权行为,都可以允许赔偿国外损失,美国专利法的域外适用已经突破专利法的地域性成为不可逆转的法律现象。中国也面临着专利法一定条件下应该域外适用的需要,我国过去的专利司法实践表明,我国专利法应该域外适用,对出口侵权设备部件的行为,以及进口侵犯中国专利权产品等间接侵权行为给予规范。

美国行为监管法域外适用解释原则:概念、内容与评价

域外适用解释原则是联邦制定法的解释工具之一,基于国际法、国内法理念对地域规定模糊的法律作出符合国会意图的解释,承认或限制法律的域外适用。两个世纪多以来,美国发展出三类解释原则,原则的使用和废止从侧面展现了管辖权、国际礼让及法律选择思想与方法的演进脉络。行为监管法语境下,域外效力解释原则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寻找被监管行为与领土之间联系的历史,严格属地管辖被打破后,从效果原则回归形式属地管辖,意味着行为与领土的联系逐渐紧密,美国法域外适用范围收缩。但该收缩仅仅因为效果原则过于宽泛,并不意味着美国法域外适用脚步的放缓。以域外适用解释原则为视角,能够透析美国法域外适用的发展脉络,对我国法域外适用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美国法域外适用的司法实践及中国应对

相较于国际法及其他国家国内法上的域外适用规则,美国通过长期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已经发展出更为具体、复杂的规则体系。通过重点考察2010年“莫里森诉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案”以来的判例,可以厘清美国国内法域外适用规则体系中的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充分联系要求、正当程序要求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但美国各级联邦法院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偏好差异、利益平衡考量以及美国执法部门对可适用法律条款的灵活选择,使得外国实体和个人仍难以在个案中合理预见美国法域外适用的结果。鉴此,我国应从防御型制度和进取型制度两方面入手,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实践应对与制度构建。在此过程中,既要通过宪法性法律为我国法的域外适用提供概括性依据,也要通过发挥我国法院的司法能动性,在个案中实现国际法与国内法、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本国法律目标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平衡。

外国公法在美国法院的效力和适用

美国法院在面临外国公法适用的情形下,一如其扩张国内法的域外效力时不顾忌法律规范的性质一样,在规范层面并没有对外国公法进入冲突法领域进行任何限制。但这不意味着美国法在对待外国公法上采取了和欧陆国家及英国截然不同的立场,实则美国法没有将此问题独立出来,而是在冲突法体系的既有框架内解决外国公法的适用与否问题。美国法院将礼让原则作为解决法律冲突的基石,也作为是否承认和适用外国公法的指导原则。受冲突法确立起来的“存在真实冲突→政府利益分析”选法思路的影响,美国法院发展出“多要素礼让分析”的方法去处理涉及外国公法冲突的案件。美国法院对外国公法的尊重或采用是个系统工程,在国家行为原则、事项管辖权、证据披露义务等程序问题上也会考虑承认外国公法的效力。

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终结还是复活?——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Morrison案及《多德—弗兰克法》第929P(b)条

美国法院在涉外证券欺诈案件的域外管辖权问题上经过40多年的发展,建立起一套以"效果"和"行为"为标准的判例体系。然而,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涉外证券案件的首度介入却完全推翻了此一先例。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强调了"反域外适用推定"这一解释规则对联邦证券法域外适用的重要性,并针对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条之域外适用范围提出一项新的判断标准,即"交易标准"。然而就在该案判决公布后不到一天时间内,美国议会通过了著名的《多德一弗兰克法》,其中第929P(b)条和第929Y条又重新肯定了行为与效果原则,再次赋予了美国证券法域外效力。《多德—弗兰克法》是否推翻了莫里森案判决,在美国学界和司法界再次展开了热烈之讨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据国会授权于2012年4月公布了调查研究报告,该报告态度上倾向于国会的观点。本文认为,莫里森案和《多德一弗兰克法》的对立反映了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在法律域外效力问题上的政治对立。不过在法律效力上,由于国会在《多德一弗兰克法》条文中没有区分立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导致莫里森案并未被推翻。从两年来的司法实践看,莫里森案的判决结论得到多起判例之接受,美国证券法之域外适用暂时被冻结。

商业秘密刑法的域外适用:美国机制与中国因应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是否具有域外效力存在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观点。英国、美国等国自20世纪80年代就有域外适用本国刑法的司法实践。为保护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美国通过《经济间谍法》第1837条赋予其商业秘密刑法域外适用的效力。尽管该条内容存在长臂管辖之嫌,但从辩证的立场看,并无指摘、反对之根据。近年来,美国通过“美国诉华锐风电案”和“美国诉张案”等案件,屡屡实施本国商业秘密刑法的域外适用,为我国高新科技企业和科技人员带来巨大刑事风险。在国际法斗争日益尖锐的当代,需要反对的是美国在缺乏任何管辖连接点时滥用长臂管辖权的超保护主义,并应以反制为核心给予有效的法律回应。为了有效打击发生在国外的侵犯我国企业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可以利用保护管辖原则,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为《刑法》第8条创设新的连接点。我国刑事司法亦可以灵活解释《刑法》第8条内容,通过最低限度联系原则确立对外国人在域外实施的商业秘密犯罪行为拥有管辖权。

美国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收缩及其启示

近年来,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美国社会保守主义有复苏的倾向。在司法上,美国联邦法院中的保守势力也有所抬头,其表现就是在涉外民事诉讼领域,法院开始收缩长期以来形成的长臂管辖原则。联邦最高法院在2011年的固特异案和麦金太尔案中,对属人管辖权进行了严格解释,否决了美国法院对外国公司的一般管辖权和特别管辖权。在2010年的莫里森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同样推翻了长期以来的"行为和效果标准",否决了美国法院在证券侵权诉讼中对外国上市公司的事项管辖权。美国法院管辖权的收缩是美国司法保守主义复活的反映,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法院因此就变成了纸老虎。当前正在美国法院审理的针对中国银行的诉讼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企业仍然应当对美国法院的域外管辖权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