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证明问题——《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的展开

如何证明涉案财产的权属性质,从而合理划分涉案财产的处置范围是涉黑案件财产处置程序的重点与难点。《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创设“高度可能”证明标准,有效破解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源不明”财产的证明难题,明确了涉案财产的权属认定,增强了裁判文书的司法权威,预防了涉黑组织的“卷土重来”。实践中,“高度可能”证明标准的适用与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密切相关,必须辩证地理解与把握“高度可能”证明标准适用的前提与范围,厘清该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关系,进而完善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程序的权利保障,吸纳财产利害关系人“参与”涉案财产处置程序,以实现涉黑案件“打财断血”的同时保障好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与财产权益。

恶势力组织刑法规制的完善——以与《反有组织犯罪法》衔接为视角

随着《反有组织犯罪法》的颁布,我国恶势力组织经历从非法律用语到正式的法定概念的转变,以此重新审视该法与我国刑法关于恶势力组织的规定会发现,刑法对恶势力组织规制存在“恶势力组织缺乏刑法评价”、“恶势力组织首要分子的规制空缺”、“对恶势力组织涉案财产的处置不彻底”的漏洞。相应的,未来立法修订建议“增设领导、组织、参加恶势力组织罪”、“明确恶势力组织的首要分子”与“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并适用刑事推定原则”,以期建立健全打击防范治理恶势力组织的长效机制。

有组织犯罪案件财产处置司法模式之反思与完善

通过实证分析《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布后黑恶势力犯罪中财产处置的情况,发现财产处置的被重视程度和规范程度都得到普遍提高,同时相应难点问题的争议也在不断升级。究其原因,黑恶势力犯罪的复杂性是财产处置的根本难点,涉案财产的复杂性是直接难点,处置措施之间的模糊关系是财产处置的理论难点。2021年《反有组织犯罪法》应运而生,专章规定涉案财产的认定与处置,其吸收了扫黑除恶中的具体经验,对涉案财产认定处置制度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仍有遗憾。因此,在实践中公检法部门有必要树立“人-财-罪”过程性思维,时刻关注涉案财产的法律性质并厘清其与处置措施间的对应关系。

山东省市级反兴奋剂机构及组织体系建设现状与困境研究

该文以山东省市级反兴奋剂机构及组织体系建设现状与困境为研究对象,利用互联网数据查询、电话访谈、座谈调查等方法,通过对所研究的山东省市级反兴奋剂机构及组织体系建设现状与困境开展调查,分析和归纳出目前山东省市级反兴奋剂机构及组织体系建设中所遇到的困境和难点,并提出合理化改进建议、措施及政策方案,推进山东省市级反兴奋剂机构及组织体系建设,突破市级层面反兴奋剂工作的困境,真正构建起“纵横交叉,上下联动”全覆盖的反兴奋剂组织体系,进一步增强市级反兴奋剂工作能力,从青少年阶段就为运动员打下反兴奋剂意识的基础,全面提升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反兴奋剂能力,保证干干净净备战参赛,保证兴奋剂问题的“零出现”。

《反有组织犯罪法》非刑罚措施研究

《反有组织犯罪法》面向有组织犯罪的重点人群创设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非刑罚措施,如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特殊主体报告制度、从业禁止、从业监管制度等。非刑罚措施具有弥补单一刑罚的不足、加强重点人群监控、对犯罪人增加威慑力和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功能,有效地遏制了有组织犯罪“死灰复燃”。由多方主体负责的非刑罚措施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了“并行”特点,不同种类的非刑罚措施存在性质上的差异,在适用对象和预期目标上也各有侧重。要明确非刑罚措施的性质,细化非刑罚措施的适用程序,同时坚持比例原则,加强必要性和相当性审查,完善权利救济渠道,以明确公权力的边界,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

《反有组织犯罪法》视域下涉黑涉恶罪犯的监管矫正

涉黑涉恶罪犯的监管与矫正是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此方面有诸多制度创新,如强调个别化处遇原则和依法从严管理原则;确立异地执行刑罚制度;严格规范“减假暂”适用,设立减刑、假释建议的复核制度和减刑、假释案件的实质化审理制度,以及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的关联机制;完善罪犯刑满后的保护与管束机制。这些创新性规定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对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等值追缴及没收”规则的规范考察与优化适用——以《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2款为中心

我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2款在借鉴国际通行等值没收做法和吸收相关实践探索经验基础上,于法律层面确立了“等值追缴及没收”规则,旨在避免追缴、没收目的落空。然而,此规则虽然在我国已有十多年的司法适用要求,但是在实践中的适用率并不高。这主要缘于本规则的规定过于抽象而带来适用虚化现象。为此,需要从效力范围和适用条件方面予以优化适用,包括厘清“等值追缴及没收”规则的案件效力、主体效力、对象效力和时间效力,以及明确“等值追缴及没收”规则的前提条件、限度条件、证据条件和裁量条件。

《反有组织犯罪法》中涉特殊没收条款的适用与省思

《反有组织犯罪法》是为黑恶势力犯罪量身定制的一部综合性法律。其中,涉特殊没收条款为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确立了全面没收、比例没收和权利保障的总体原则,规范了相关主体的权责和义务,设置了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财产处置紧急措施和违法所得没收的特别程序。然而,该法仍然未能彻底解决特殊没收的法律属性问题,违法所得的认定标准和第三人没收的类型还有待细化。第45条第3款已出现类似扩大没收的推定机制,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确认。

《反有组织犯罪法》中犯罪工具没收的教义学解释

《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是对《刑法》第64条规定内容的重申,两者在制度属性上应作相同理解。包括没收犯罪工具在内的特别没收属于对物保安处分,兼具预防人身危险性及消除物品公共危险性的双重目的。《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关于没收犯罪工具的相关条款存在内生的工具化风险及不当扩张的隐忧,对此,应引入比例原则激活刑法教义学内部的逻辑规则与解释机理,建构一套具有层次性、开放性、规范性的检验程序,从而实现对犯罪工具没收范围的限缩。

当前我国有组织犯罪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统摄了恶势力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犯罪三种不同的发展形态,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当前,我国境内的有组织犯罪基本得到控制,但其安全威胁已经从传统的经济、社会领域延伸至政治领域,动摇党的执政基础,造成政治权力异化,冲击先进民主制度,背离主流意识形态。为将其正本清源,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为遵循,构建新型反有组织犯罪理念,创新网络群众路线,推进基层反腐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健全反有组织犯罪综合机制。

黑恶势力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行为之规制——以《刑法》与《反有组织犯罪法》衔接为切入点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黑恶势力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由于《刑法》对破坏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选举行为规制的罪状空白,导致黑恶势力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难以得到科学评价,无法实现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在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开展的背景下,鉴于黑恶势力破坏选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之需要,应从法秩序统一的立场出发,推进部门法的统筹衔接,扩充破坏选举罪犯罪对象范围,并对破坏选举“情节严重”的认定兼顾形式与实质判断,从而严密刑事法网,强化对此类有组织犯罪的防治。

恶势力组织的规范意涵——基于《反有组织犯罪法》的重构

恶势力组织在《反有组织犯罪法》中上升为法律概念,有必要对其展开解释论研究。“恶势力”概念命名承载了我国有组织犯罪特有的社会本质。常态化治理转向下,应严格限定恶势力组织的存在形态,将犯罪组织限缩为犯罪集团。认定恶势力组织时不再强调罪行特征,转而侧重组织体范式,须激活“黑社会性质组织雏形”的价值判断机能。新增设的“积极参加恶势力组织”之行政罚则,应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积极参加行为作差异化理解。新法对恶势力组织的裁判规范供给存在不足,可以通过类型思维来辅助建构体系化程度更高的裁判规范。

《反有组织犯罪法》的价值、不足与完善路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我国近年来扫黑除恶的综合性、专门性、阶段性的成果。它从我国国情和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出发,与国际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相接壤,在原则上体现了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打击犯罪的手段推陈出新、互相协同;打击犯罪的目标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打击犯罪的政策秉持宽严相济的司法精神。但本法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过于注重各机关之间的配合与协作而忽视了互相制约关系;第二,具体条款过于粗糙;第三,人权保障性条款尚不完善。为了实现本法与刑事法治程序相契合,有必要加强各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以防止打击极端化,细化具体程序并增加保障性、救济性条款以实现权利保障。

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精准化研究——兼评《反有组织犯罪法》之立法承接与适用导向

在立法规制层面,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制度经历由抽象变具体、由程序辅实体的长期法治化演变,为《反有组织犯罪法》涉案财产没收规范的制定提供经验借鉴。在司法适用层面,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在整体上表现出财产甄别、证据收集、救济程序等三方面的适用难题,为《反有组织犯罪法》财产认定与处置独立成章提供现实契机。《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承接过往有组织犯罪财产处置经验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有组织犯罪财产没收制度体系化发展。在《反有组织犯罪法》实际适用阶段,须对举证责任倒置妥当性、财产没收质证必要性、没收范围认定具体性以及财产救济赔偿全面性保持检视审思态度,为有组织犯罪财产特别没收提供精准化指导。

通过法则关系区分员工对组织的认同与反认同

员工对组织的认同与反认同有相关的心理机制(如员工对自尊的追求)与社会基础(如组织身分的多样性),但它们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构念。在个人建立自己的社会身分时,认同体现了"求同"、而反认同则体现"存异"。基于理论分析所构建的法则关系中,二者具有不同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对5家企业250名员工的问卷研究发现,对组织认同的员工会更倾向于主动维护组织利益,而对组织反认同的员工在工作中敷衍了事。嵌套的系列结构方程结果表明二者分离的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好于将二者合并的模型,验证了这两个构念不同的基本论点。

欧美反洗钱组织架构的设立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反洗钱组织架构的科学合理建立是关系到反洗钱能否卓有成效。本文通过对欧美主要国家反洗钱组织架构分散设置模式和专门设置模式的一般构成及其差异的分析,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反洗钱组织架构的五种模式选择。

《反有组织犯罪法》中有组织犯罪概念的理解与适用

域内外有关有组织犯罪概念的分歧,源自有组织犯罪现象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地方知识属性。由于内涵与外延的非规范性和不确定性,我国理论上对有组织犯罪概念的争议也很大。在制度层面,我国有组织犯罪概念规范表述历经了时代迭变,尤其是恶势力概念在演变中逐渐实现了“半制度化”。《反有组织犯罪法》第2条非常明确且相当完整地界定了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即有组织犯罪涵盖了恶势力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三种发展形态与“组织罪”“行为罪”两种行为类型,正式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有组织犯罪概念体系。《反有组织犯罪法》中“恶势力组织”统摄了“恶势力团伙”和“恶势力犯罪集团”,与恶势力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定位保持了一致。

扫黑除恶常态化研究——以《反有组织犯罪法》实施为重点

坚持党的全面、绝对领导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根本政治保障,专门立法能够为规范、统一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提供制度化轨道。不论是目标状态,还是过程实现手段,扫黑除恶的常态化制度体系都需要嵌入性理论作为重要支撑,是一个从非常规状态走向常规状态的制度化过程和结果性状态。尤其从过程来看,扫黑除恶的常态化是具有完整性、多样性、结合性的嵌入式框架,包括一体化推进的治理格局、两大治理结合的具体路径、共同提升的双层治理效果。《反有组织犯罪法》则在源头治理和惩防并重的治理思路下,使前述嵌入性逻辑架构的常态化制度体系得到立法确认及完善,以不断推动实现有组织犯罪预防和治理的制度化、高质效,维护基层政权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刑事程序规则的发展与适用

虽然《刑事诉讼法》等既有立法、司法规定也涉及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刑事程序问题,但是专门性、系统性不足。《反有组织犯罪法》中的刑事程序规则不仅继承了既有规范,而且创新、完善了不少具体规则,在实践中应准确予以理解、适用。在刑事强制措施与刑罚层面,应注重特殊羁押与执行规则、减刑与假释规则的适用。在财产处置层面,应注重财产查询与紧急措施规则、合法财产处置规则、涉案财产审查和处置规则的适用。在特殊人员保护层面,应注重前置保护规则、证人保护规则、参照保护规则的适用。

《反有组织犯罪法》下软暴力的意涵解读与规范性限缩

软暴力虽然通过司法解释续造的方式进入到了刑法体系当中,但其内涵依旧含糊不清,其与刑法现有相关概念间的关系亟待理顺。通过分析《反有组织犯罪法》的最新规定,可以明确软暴力彻底摆脱了与有形暴力间的关联,能够独立成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基于概念创制的实际功用,可以得知软暴力既不是包含了威胁的上位概念,也不能与威胁等同视之,而是一种威胁所通告的恶害。软暴力作为类型化思维的产物,要想进入规范性概念的行列还为时尚早,目前仅能将其作为一种类型来加以把握,掌握其“能够产生心理强制力的滋扰”这一核心特征。在刑法的规范体系中,要想更好地发挥软暴力这一类型对司法机关的提示作用,则需要对其现有意涵进行限缩。具体而言,既需要将刑法已有的行为类型排除在软暴力的意涵之外,也需要依据其核心特征建构规范性的限缩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