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腐模式的变迁与展望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工作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在这60年中,我国的反腐工作经历了运动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与和谐反腐模式的变迁,每一种反腐模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突破。目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正朝着权利反腐模式的方向迈进。

中国共产党反腐模式的发展变迁与理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模式经历了"运动反腐"、"向法制回归"、"制度反腐"三个阶段。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向人们展示,无论采用何种反腐模式,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解决对"实体权力"的制约问题。就是一方面要实现"监督权力"对"实体权力"的有效制衡,另一方面要实现"实体权力"与"监督权力"运行的程序公正。

反腐模式转型之社会向度——基于多元治理视角的理解

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期,社会力量参与反腐倡廉建设是新时期立足于社会发展现实,实现反腐工作科学化、规范化、高效化的探索,也是我国当前廉政建设亟须重视的现实课题。社会组织、网络力量、公民精神等社会因素迅速成长,构成了我国现有反腐模式得以再次转型的社会向度。反腐模式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嵌入将形成多元主体、多元手段及多元监督的反腐格局,这对创新反腐模式、推进反腐工作意义深远。

当前中国反腐模式的有效性评估以及对策研究——兼论四位一体反腐模式的构建路径

当前中国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前以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为抓手,协同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反腐实践,从理论层面考察,形成了政党、政府与司法机构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同的腐败治理模式。通过对当前反腐整体模式及运作逻辑、现实效果,以及三个反腐主体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的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欲建构起可持续化的良性反腐机制,放权于民,通过反腐权力均衡分配的政党、政府、司法机关与社会四位一体的反腐模式建构,这一目标才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

网络反腐模式下的受众心理分析及对策

网络反腐是在互联网时代依托技术平台应运而生的新型群众监督形式。借助网络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网络电子平台的交互性、快捷性等特点,网络反腐迅速成为我国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本文着力于对目前网络反腐的传播模式进行总结,并研究该模式下受众心理的诸多特点。通过对两者的分析,试图为网络反腐过程中逐渐出现的诸多相关问题提供可行的应对策略。

十八大以来我国系统反腐模式的形成与改进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运用一系列反腐措施强力反腐,逐步形成了多管齐下的系统反腐模式。研究基于我国十八大后的反腐实践,详细阐述了系统反腐模式的三大构成要素:时间上的延展、空间上的周全和内容上的关联。这三大要素关系密切,互为支撑,其共同理念是对腐败的"零容忍",最终目标是构建清明的政治生态。系统反腐模式运行过程中还存在法治化程度不足、"四风"隐蔽化、官员不作为和零容忍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等问题,亟待进一步从多视角综合施治。

制度为本、技术为器:基于“互联网+”条件下的协同反腐模式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非常强调制度反腐,无论是高层传递的信号,还是长期研究反腐的专家学者口中,制度反腐共识已然形成。然而面对当前依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靠单一制度反腐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边反边腐"的现实和反腐模式的历史昭示我们:制度反腐虽然是治本之策,但制度反腐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任何制度都难免百密一疏。只有在制度为本的基础上辅之以技术为器,才能有效发挥技术反腐的热炉效应,有效弥补制度反腐的局限。针对当前制度反腐面临的新挑战,需要通过应用技术反腐优势弥补制度反腐漏洞难题,对技术反腐与制度反腐进行协同创新,以探索"互联网+"条件下的技术反腐与制度反腐协同创新路径与对策。

从网络反腐到大数据反腐:基于信息流建构的反腐模式创新

信息及其流动过程是网络反腐模式与大数据反腐模式共同的核心要素。从信息流视角看,网络反腐模式在举报者的信息源、政府信息处置与分析等方面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发展困境。大数据反腐模式以大数据技术为核心,在信息源、信息处置流程、相关性分析与预测等方面实现了信息流建构的根本性变革,是对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反腐模式的创新与超越。当前深入推动大数据反腐模式创新需要进一步打通信息节点,保障公民与政府信息获取的数量,提高政府信息处理的技术能力,推进大数据反腐制度化建设,实现大数据与反腐实践的深度融合。

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反腐模式——丹麦工业联合会反腐行动对中国的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频频出现的商业腐败现象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全球市场,丹麦工业联合会这一非政府反腐组织通过发布反腐指南、制定反腐准则等措施积极应对腐败问题,其成功的反腐经验表明,反腐工作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同时必须树立起公民反腐的道德意识。对中国而言,通过党对反腐工作强有力的领导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配合,才能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反腐倡廉之路。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反腐模式转换

我国的反腐斗争有三种模式,即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模式转换是一种制度变迁,并有其动力源。目前的制度反腐中要注意:整合反腐资源,协调制度供给的不平衡;重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作用;发挥“双向互动型制度变迁”的作用。

反腐模式的转型:从“制度-文化”走向“制度-文化-个人”

从"制度—文化"的双重角度入手进行反腐是当前我国反腐的主要方式,但腐败依然发生,并且还出现了奇奇怪怪的现象,继续损害着党和人民的形象和利益。如何创新反腐机制是当前面临的一项挑战。将"制度—文化"转向为"制度—文化—个人"的反腐模式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一方面,个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拒绝腐败,也可以成为腐败的监督者;另一方面,个人与制度、文化彼此关联,环环相扣,从个人层面加强建设,可以完善"制度—文化"的反腐体系,从而精准治理腐败。

反腐模式的转型: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出发,着眼于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积极推进我国反腐模式的转型,力图将制度反腐建设落脚到国家治理框架内。目前,我国虽在依托制度反腐上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但我国的反腐模式仍处于以纪委为主导的权力反腐阶段。权力反腐固然有独特的自身优势以及存在的合理性,但这种反腐形式的局限性已不能适应当前反腐工作的需要,为巩固和进一步扩大反腐成果,亟须从改革权力结构体制、完善腐败治理制度和使公民参与反腐制度化三方面入手,向制度反腐转变,使中国反腐进入制度化的轨道。

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转型及体系反腐模式的构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四个阶段。反腐倡廉实践的发展历程表明了党开展腐败治理,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的决心与努力,这四种反腐模式的选择及转型的实践同时体现了党执政的现实考量与理论思维。本文旨在通过对不同反腐模式的经验进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种以法治反腐为主导,充分发挥政策性反腐与制度反腐双效机制的新型反腐模式,即体系反腐。这种一体双轨格局的反腐模式应当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多元主体反腐模式构建

新中国建立以来多元主体反腐实践经历了以党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阶段、以革命委员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阶段、以党政司联合引领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阶段、以司法机关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阶段四个阶段。当前我国多元主体反腐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公民身份和主体意识薄弱、参与主体间互动性不足、反腐渠道仍显狭窄、反腐规范有待完善和反腐信任不足的问题。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依据,构建包括反腐主体、渠道、规范和信任四大模块在内的多元主体反腐模式,可为今后多元主体反腐研究提供一个系统的整体性框架。

网络反腐:模式、问题与制度创新

诉诸网络反腐对加大反腐败力度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网络反腐内生的局限性和失范行为又会侵犯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引发政府信任危机等诸种问题。鉴于网络反腐涉及公民基本人权表达自由、申诉、控告监督权,为促使网络反腐败健康发展,有必要健全舆论引导机制,提升公众的法律素养和媒介素养;坚守表达自由的第一性价值原则,建立完善网络侵权的免责与减责抗辩事由体系;构建公共道德、互联网行业伦理和法律监管三位一体的体系性治理机制,并加强网络反腐的国际协作。

整体型反腐模式与渐进性构建策略——对传统反腐思路的反思

传统反腐败模式一直致力于探寻如何把公权系统及执行者的行为约束在资源运行的越轨线以内以实现廉政的目的。它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假设:腐败的根源是缘于公权系统缺乏有效权力监督而导致的越轨行为。实质上公权系统的越轨行为只是腐败的直接源头,腐败的根本源头在于社会土壤,即:民间社会各领域的资源越轨。因此,廉政建设需要社会的整体系统治理:不单是对公权系统执行者的规范和治理,还需要同时治理社会相对人的越轨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全面纠正和控制社会越轨行为。整体治理模式下的廉政建设需要着力构建治理资源越轨的社会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社会信任机制。

法治反腐:日本模式与中国路径

日本作为全球清廉指数排在前列的亚洲国家,其反腐模式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日本以法律为基础的全过程监督的法治反腐模式值得分析借鉴。文章通过建构机构、人员、制度与环境的四要素分析模型,解剖日本的法治反腐模式。日本的法治反腐特点是:机构设计上交叉并行、在改革上立法先行、司法上精密与高标准、伦理教育确保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公民理性适度的参与,以及媒体的"扒粪者"功能发挥。但日本反腐模式也存在与民主选举制度相伴而生的种种弊端,例如公务员的相对廉洁与政治腐败突出共存、"铁三角"模型的桎梏等。在我国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国可以学习借鉴日本法治反腐的理念和思路,深化反腐败机构改革、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公务员廉洁教育、营造法治文化环境,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反腐模式。

新时期加强反腐败斗争的模式比较研究——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

国际透明组织关于2014年世界清廉国家排名中,新加坡位列第7,是亚洲国家中清廉度最高的国家,其廉洁高效的政治运行环境和健康发展的经济环境,颇为世人称赞。香港治理贪腐的廉政公署模式,是在借鉴了新加坡法治反腐模式后逐步形成,是反腐倡廉领域里较为成功的一种模式。新时期加强反腐败斗争,要借鉴和参考成功经验,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引导,从思想层面抑制腐败念头;完善政治体制,从根源上消除腐败;制度反腐,从策略上根治腐败。

论中共党文化反腐模式的当代践行

中共党反腐倡廉历程,大致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和文化反腐四种模式。文章认为,要在制度反腐的基础上,以文化反腐的运行条件为依据,从深化反腐倡廉教育、加强制度体系建构以及培育廉政文化产业三个方面推进文化反腐模式的践行。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模式的完善

我国反腐倡廉走的是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特色鲜明的廉政建设之路。在主导力量、制度体系、运行机制等方面已分别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动员型反腐模式、反腐制度体系的党纪国法"双轨制"模式、反腐机制运行的"纪委"模式。今天,面对反腐倡廉的新形势,中国特色反腐倡廉模式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