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环境、反腐绩效、制度安排与公众反腐败意愿——基于2016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地掀起了强烈的反腐风暴。从中央“零容忍”惩治腐败的决心，到“纪在法前”“违法必违纪”“使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的项层设计；从高层“打虎”“没有铁帽子王”的周密部署，到乡村社区群众身边的“拍蝇”行动；从国内各级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全覆盖、无死角，到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猎狐”“红色通缉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荡涤贪官污吏、重构政治生态、建设廉洁政治的伟大斗争。经过近5年的不懈努力，成效如何？经验何在？江南大学于2017年4月8日举行第三届中国廉政与治理“太湖论坛”，国内外专家学者云集，论坛就“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的突破、创新及前瞻”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研讨，本刊决定遴选其中的代表性佳作刊登，以飨读者。

腐败治理如何影响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腐败程度感知与腐败容忍度的链式中介效应

无论是“国家中心主义”还是“社会中心主义”的反腐败研究范式和实践路径,都强调公众反腐败参与对于腐败治理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既有研究从绩效、信息和文化三种不同解释视角阐释了公众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却忽视了不同解释路径的彼此融合以及诸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反腐败绩效与腐败经历不仅会直接影响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而且也会通过影响公众的腐败程度感知和腐败容忍度进而对反腐败参与意愿发挥作用,即公众腐败程度感知和腐败容忍度在腐败治理中对公众反腐败参与意愿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因此,降低公众的腐败程度感知以及培育公众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不仅有利于有效提升公众的反腐败参与意愿,而且对于提高我国腐败治理效能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