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及其动因

中国目前没有采取自生自发演进型的反腐败模式，而采取执政党动员型的反腐败模式。作为支配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政权兴亡周期率，能否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得到遏制，这将是一个高难度的历史课题。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执政的合法性地位所面临挑战的深刻反省与体悟，成为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生成的动因。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几十年中，为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做出了不懈努力。

论中国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

国际社会盛行自生自发型反腐败模式 ,但中国目前采取执政党动员型的反腐败模式。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所面临挑战的深刻反省与体悟 ,成为生成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的动因。中国共产党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 ,建立了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代表被代表、信任被信任的关系 ,具有建立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对反腐败模式的创新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打击腐败力度之大，表明了新一届党中央坚决反对腐败的决心。但反腐败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要标本兼治，根除腐败毒瘤，必须与依法治国目标相适应，开拓反腐败模式的新思路，实现法治反腐败模式规则体系的法治化和法治反腐败运行机制的科学化。

中国特色反腐败模式的探索与创新:从“运动”到“运动+制度”

运动型治理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是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梳理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大规模运动型反腐败的渊源与特点,并将运动型反腐败作为一个整体与以科层治理为特征的制度反腐败比较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运动,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工作,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有明显的共同特点:运动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打老虎”是运动的重点;运动为建设、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败模式呈现出从“运动”向“运动+制度”的转变。这一模式的特点是:运动与制度建构有一个先后顺序;反腐败运动的形式与时俱进;反腐败运动与制度建设相配合。

公共预算约束机制建设与中国反腐败模式的完善

郭剑鸣在《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撰文认为，腐败的滋生与缺乏对财政收支行为的刚性约束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规制用财与规制用人一样都是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我国在规制用人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现行的预算制度对政府收支行为的导向力和约束力还比较软弱。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是公共财政，

论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与王传利先生商榷

在我国反腐败斗争中 ,党和政府发挥着领导、组织与推动的作用 ,但强化政府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决不意味着要强化政府管制。腐败现象的蔓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之间具有某种相关性 ,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是腐败现象蔓延的根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内生型的特点 ,但其反腐败模式与制度并不是自生自发的 ,也是人为设计与制定的。在反腐败斗争中 ,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并不是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 。

简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反腐败方略研究

20世纪 90年代 ,中国在设计反腐败方略时 ,围绕薪俸与廉政的关系、制度反腐败功能与教育反腐败功能的作用、自生自发演进式反腐败模式与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的选择 ,以及要不要“重典治吏”和中国反腐败前景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这些研究与讨论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预算公开与反腐败建设

一是预算公开中存在问题和反腐败模式的缺陷。 其一预算公开中存在的问题。第一,预算外透明度大大低于预算内透明度。在进行预算工作之时,未将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其中。这就导致在展开预算公开工作之时,相关工作人员可能进行变通执行,与实际要求相违背。与此同时,预算外收支总体缺乏透明度。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依法反腐"成为必由之路,提出依法反腐首先要加快反腐败国家立法。关于推进中国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模式,宜采用多数专家学者主张的集中立法模式,即针对腐败进行专门立法。在此前提下,制定统一的反腐败法典应尽快纳入立法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立法先行"与"立改废释"并举,做好制定反腐败法典的顶层设计,同时应抓紧制定单行反腐败国家立法。此外,修改完善散见于其他部门法的反腐败法律规定,以充分发挥其他部门法的作用。

“不必腐”机制:反腐败标本兼治的重要保障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是中共中央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模式的突破性创新。基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从激励和约束的动态平衡视角,建议在继续完善“三不腐”机制的同时,着力构建“不必腐”的激励保障机制。

廉洁官僚、政党自律与权力制衡:廉政建设模式的国际比较

腐败是社会之癌，腐败的蔓延与泛滥将会吞噬一切发展成果。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在历史文化、制度结构以及经济水平等方面彼此存在差异，但是腐败对效率和公平的消极影响始终是整个世界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难题。各个国家和地区针对反腐败所做的努力已经在制度建设、文化培育以及实际执行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共同构成了全球廉洁知识体系，反过来为各国具体廉政建设实践提供指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总结、分析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经验已经成为各国廉政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期我们组织相关学者对国际反腐败经验与模式展开专题研究，第一篇论文从官僚制演化、政党自律以及权力制衡的角度分析了国际上富有代表性的廉政模式，另两篇论文分别针对香港地区、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与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把分析工作推向更深层面。希望该专题以及此专题引发的后续研究能够为反腐倡廉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廉洁官僚、政党自律与权力制衡:廉政建设模式的国际比较

各国的反腐败实践都与其特定的政治结构、经济运行以及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结合社会基础的特点来观察这些实践过程，可以总结出三种富有代表性的反腐败模式：廉洁官僚模式（代表国家：日本）、政党自律模式（代表国家：新加坡）、权力制衡模式（代表国家：美国）。廉洁官僚模式的优点是利用官僚制恪守规则、服从至上的职业精神减少了行政腐败机会，缺点是反腐理念与制度实践游离于政治腐败与商业贿赂之外，反腐败不彻底。

腐败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新视角

腐败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许多课题亟待开发,同时也需要有新的视角:一是比较的视角。比较的视角是指把不同的事物甚至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比如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反腐败模式的比较,或者香港和台湾之间的比较。还有腐败的结果的比较,以及反腐败策略和效果的比较等。二是自下而上的视角。

中国反腐败调查模式的本土化问题研究

中国的纪检和检察机关二元反腐败调查模式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反腐实践,在总结历史反腐经验的基础上而确定的,它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有现实的必要。但执政党内部的反腐调查模式不能替代检察机关的司法调查,纪检调查权应当受到法律的必要限制。现阶段,纪检调查权可以作为司法调查权的必要补充,而检察机关的司法调查权不能一味地依赖或滞后于纪检调查权。在未来的反腐败实践中,中国应当坚守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法治反腐。

范围、界限与动态发展:也论监察对象“全覆盖”

不同于当前关于监察对象"全覆盖"范围的两种观点,本文认为确定监察对象范围的标准,应该从公共权力中心论转向公共职位(身份)中心论和公共利益中心论,不能满足于仅仅限定在"行使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而应是全体公职人员。这不仅是法理逻辑之必然,亦有其理论与现实需要。另一方面,监察对象必须有明确界限,不能延伸至普通群众与私营部门。而这是由我国反腐败机关作为政治机关的属性、监察体制改革的初衷以及我国的治理模式所决定的。当前确定的监察对象范围有其当下的合理性,但我国廉洁政治与廉洁社会建设存在的先后之分以及注重抓关键少数再及多数的反腐败模式,决定了我国监察对象范围的动态发展性和延伸至全体公职人员的可能性。

改进和完善我国反腐败体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探索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模式，初步建立了一套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在防治腐败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然而，由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处于转轨时期，反腐败体制和机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立足基本国情，与时俱进，在充分借鉴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反腐败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一套具有中国特色，更加完备的反腐败模式。

网络反腐的制约因素与突破路径

罗学艳在《理论导刊》2013年第6期撰文认为，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败模式，网络反腐具有快捷高效、全民参与、细节扩展、隐匿安全等优势，但在反腐主体、客体、作用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制约性。要充分发挥网络反腐的作用，必须把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通过提高网民的综合素质、规范网络反腐的环境、完善网络反腐机制等途径，提高网络反腐的质量，更好地推动党风廉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