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围城》与西方反讽诗学

钱钟书的《围城》深受西方反讽诗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喜欢运用反讽的修辞技巧,而且表现在反讽成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总体性生命感受,无论方鸿渐人生之旅的圆圈结构、三次出现在作品中的"船"的意象,还是那只永远跟不上时间步伐的古老闹钟,都是钱钟书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生存困境所设的反讽象征。钱钟书小说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深刻思考,以及在此思考中所突出的反讽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色彩,都说明他的反讽乃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

“九叶”诗人对西方反讽诗学的译介

“九叶”诗人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有所不同,其原因在于这群年轻的诗人能够结合中国当时的现实语境和个人的人生体验,自觉自为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反讽诗学,冯至等文学巨匠对西方反讽诗学的关注,深深影响着“九叶”诗人对西方反讽诗学的译介取舍。燕卜荪的《朦胧的七种类型》与新批评派理论的重要诗学原则——反讽——有着密切联系,有助于九叶诗人对于反讽艺术的掌握,而奥登在中国的活动也促进了“九叶”诗人对以奥登为代表的新批评派诗歌反讽特征的兴趣与理解。

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反讽诗学

台湾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资源中,西方反讽诗学无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诗人把反讽作为诗歌的一个创作原则来看待,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升了反讽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梳理和阐发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问题:一是主知与主情的论争和辨析。二是语言工具论。三是意象营造。

当代先锋诗歌与西方反讽诗学

当代先锋诗歌是在一种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来接受西方反讽诗学的,因而它的反讽精神本质上是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类型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以语言反词、游戏、狂欢、和歧义来解构工具理性,以开放的姿态和非确实性本真存在来质疑历史理性,以精神实体的自我分裂来形成异己的力量,达到独立诗意的自由存在。正是这种反讽诗学的展现,使得当代先锋诗歌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批评的只是一种解构和破坏的力量,而是在解构和破毁之外同时蕴含着一种新鲜的世界诗意的创造。

T.S.艾略特诗歌中反讽诗学的阶段特点

反讽是西方文艺理论重要的诗学范畴,而且是理解艾略特及其诗歌绕不开的关键词。从最初的修辞技巧,再到反讽的诗学层面和哲学层面,艾略特诗歌中的反讽诗学不断发展,不断成熟,并且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技巧,并且成为诗歌的一种创作方法和结构原则,是观照、反思世界的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态度,更是对世界复杂性、矛盾性、悖谬性的一种诗性回应和智慧表达。

《荒原》的反讽结构诗学

反讽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学概念,更是西方文论中诗学的关键词,它是现代诗歌重要的一种创作和结构原则。《荒原》的诗体特征和结构方法体现了现代反讽结构诗学中的矛盾性、张力性、对立统一性等重要特征。从《荒原》的主题、意象、人物、时空结构各个层面的意义生成阐释了T.S.艾略特诗歌的反讽结构诗学,探究了艾略特的创作特点和诗学主张。

构建“异托邦”——沈从文《在别一个国度里》的诗学独特性

沈从文发表于1926年的小说《在别一个国度里》是其早期创作中一部独异作品。本文从分析该小说设置的“拟说书人”的叙述者以及对“书信体”的模拟切入,讨论小说所呈现的戏拟的诗学以及转喻的修辞学,探究沈从文反讽诗学的诞生,进而阐发沈从文小说所内涵的诗学话语的混杂性,及其对于文本阐释以及文学性研究的意义。

宇文所安《隐秀》译释中的隐在互动

本文运用布鲁克斯反讽诗学观照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隐秀》的解读,提出两者对诗歌构成、美的产生和意义生成的讨论中存在重叠或呼应关系。由此认为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过程中,存在两种异质文论的隐在互动。然而,西方理论背景限制了宇文所安的突破:其所阐释的"隐秀"仍未脱离新批评的理论局限,未能考虑到"文外"的阐释方向,这与中国文论真正达到的理论高度似乎尚隔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