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理论视域下“国家反诈中心”政务抖音号研究

为建立政务部门与公众之间良好的对话关系,提升反诈宣传政务号的传播效果,本文基于Kent和Taylor的对话理论,以“国家反诈中心”政务抖音号发布的1442条视频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政务号在对话循环维度、有用信息发布维度、吸引重复访问维度、用户友好界面维度以及挽留受众维度的运用上存在一定的欠缺。并从建立“对话环”、加强内容建设、政务矩阵与团队管理几方面对以短视频为载体的政务部门建设对话型政务号提出思考。

短视频的传播策略研究——以“国家反诈中心”抖音号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新的诈骗手段层出不穷,民众自身警惕性提高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各类移动终端给予受众随时随地接收信息的新机会,手机等终端上的短篇文章虽然满足了受众移动化的信息需求,但文字的接收理解等一系列的“加工”过程需要消耗时间,并没有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互联网技术发展至今,短视频风口来临,十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短视频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受众眼球,人们也更愿意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取所需的信息。“两微一端”的火爆为大众传媒注入了新的活力,抖音短视频与其他App相比,在反诈宣传上显示出了自己的独到之处。

国家反诈中心App融贯式推广路径的试行、局限与优化——以某基层派出所的推广实践为例

国家反诈中心App推广存在群众配合度低、重叠推广率高等弊端。一些基层派出所民警将反诈App推广融贯日常警务及群众生活,并结合辖区特色走出各自风格独特的推广路径,展现出基层民警的能力、智慧与担当。融贯式推广路径存在融贯与强制边界含混、民警考评体系形式化、基层警力匮乏等局限。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剪除“唯指标论”等形式主义藩篱,构建长期化、常态化、综合化的融贯式推广机制。发挥工信部、居委会、志愿者之协力可以缓解基层警力不足,并柔性调和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内在紧张关系。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国家反诈中心App的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合肥市为例

为研究国家反诈中心App用户的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先将技术接受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引入社群影响、宣传效果等变量,再进行测量量表的开发;以合肥市为例,发放调查问卷,得到356份有效问卷;通过SPSS和AMOS进行问卷的信效度检验,检验达标后,建立假设模型;运用AMOS软件对国家反诈中心App使用意愿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建模分析,得到模型的适配度良好;根据由研究结果得到的结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政务新媒体的宣传策略研究——以@国家反诈中心为例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态势严峻,已成为发案率高,损失率大,群众利益关切的财产安全问题。政务部门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形式多样、语态轻松、网感化的反诈宣传,获得了不错的宣传效果。本文以@国家反诈中心为例,分析其传播策略,为其他政务新媒体加强自身的内容生产,增大传播效率以及宣传力度提供一些启示与借鉴。

广西高职学生网络安全和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使用情况调查报告

本文以问卷方式调查广西10所高职院校的学生网络诈骗、网贷和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使用情况,分别从网络诈骗情况、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使用情况、网络安全教育等几个方面进行客观报告分析,针对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从如何建设好家庭教育平台、学校教育平台和社会教育平台“三个平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如何提高电信网络诈骗侦破打击能力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在近年来持续呈现多发高发态势,诈骗手段不断升级,侦查难度不断加大,公安机关侦查工作面临着较大压力。对此,我们需要坚持循环研判理念、加速推进侦查资源整合、强化反诈中心建设、完善侦查工作机制、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努力构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国内外电信诈骗法律法规制度及大学生防电信诈骗策略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信息技术和通信科技的发展,为人类的生产工作和日常生活提供了便捷的同时,也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电信诈骗违法犯罪。防范能力低下和社会经历并不丰富的大学生群体由于社会经验浅薄、思想单纯,导致高校成为电信诈骗的重灾区。为了更好地预防大学生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电信诈骗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国内大学生遭遇电信诈骗的现状,并根据该现状,提出了宏观构筑立体防护机制、中观各类课堂的融入、微观大学生个人防范意识提升的 3 个网络安全防范策略,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