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反贫困路径选择探析

从1949到1958年这不到10年的短短时间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路径和实践模式来试图较快地解决中国最大的难题——消除贫困,实现人民经济上的幸福,而这恰恰是"革命的第二天"最迫切的现实。这一阶段的实践探索有得亦有失,影响了今后数十年的中国发展,其珍贵之处正在于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借鉴之资。

云南省兰坪县农村多维贫困测度及反贫困路径研究

采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结合深度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特点,构建了6个维度19项指标,并基于200份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兰坪县)农村多维贫困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兰坪县多维贫困问题仍较为突出,且不同类型农户存在显著差异,生活能源、卫生设施、耕地情况、生产组织化等对多维贫困指数影响相对较大。要稳定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和实现深度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实施多维贫困视角下的贫困综合治理措施显得极为重要和有效。

西藏农牧区贫困的特征、成因与反贫困路径选择

本文运用相关理论,依据西藏有关部门的政策法规与数据资料,结合在西藏农牧区实地调研的所见所闻,在描述西藏农牧区贫困特征与成因的基础上,试图归纳出西藏农牧区的贫困类型、贫困标准以及反贫困政策的与众不同之处,进而对西藏农牧区的反贫困路径与政策提出个人见解。本文会涉及到本地区贫困标准、移民扶贫、工业化、城市化等有歧义的问题。对此,笔者会给出自己的判断和见解。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结构、行动与文化:中国农村反贫困路径的比较分析——基于多案例的考察

2020年我国的脱贫攻坚顺利收官,随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对我国农村反贫困路径进行学理探究具有重要的总结性意义。在贫困归因的基础上,通过文献爬梳,当前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路径可以学理性地抽象出结构主义、行动主义与文化主义三种理想类型。为对农村反贫困路径的三种类型及其特征、机制进行深入探究,选取三种路径对应的三个典型扶贫案例——P村、郝堂村与河边村案例开展具体分析。在比较分析与理论提炼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结构主义、行动主义与文化主义反贫困路径在贫困归因、介入主体、优势与局限等方面存在区别,尤其在作用机制方面存在资源调配、组织再造与文化转型三种核心差异。

社会组织参与多维反贫困维度设计与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反贫困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社会组织介入脱贫攻坚奠定了现实基础。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出发,基于致贫原因和需求为导向,构建助医、助学、就业、服务四个项目维度,作为社会组织参与反贫困的维度。在分析多项目维度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组织不同类型,提出社会组织助医、助学、就业、服务等多维反贫困路径。同时,多维反贫困路径的实现,还需要来自政府、社会组织和扶贫对象三方的协调配合给予保障。

安徽精准扶贫策略选择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安徽省作为欠发达地区,贫困原因与机制更为复杂,策略选择和反贫困路径呈现多样化。因此安徽省精准扶贫需理清贫困对象、原因、程度的同时,将微观层面的农户个体现状与宏观政策相结合,扶贫目标与扶贫绩效相结合。针对不同贫困原因、贫困程度实施不同政策,注重深度贫困的降低,同时构建防范返贫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多样性与反贫困效果持久性研究

文化多样性是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多样性的重要成因之一,同时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亦为经济发展、反贫困策略研究提供不同的发展模式。文章以较高的理论清晰度和实证力度审视:如何准确界定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的贫困,如何合理利用少数民族多样性文化资源来提升反贫困效果的持久性。并提出反贫困实践路径:培育主动性反贫困的内生动力机制;培育文化价值发现能力、创新文化表现形式;理解并尊重多样性的财富理念;培育反贫困的社会动力机制及公众对贫困群体的文化关怀。

喀斯特山区多维贫困度时空变化特征分析——以毕节市为例

运用多维贫困测度法及Yaahp10.5软件对毕节市县域尺度贫困度进行测度,分析其时空变化特征,并提出反贫困路径。结果表明:1)2005~2013年,研究区贫困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贫困度最高值与最低值差值由0.66减小至0.44,贫富差距明显缩小。2)重度贫困县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研究时期内,重度贫困县由5个减少至2个。3)经济维度指标对区域贫困度差异影响最大,环境和社会维度影响相对较低。发展山区特色产业以促进农民增收,加大石漠化治理强度以改善环境,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协调经济、环境、社会的关系,是喀斯特山区主要反贫困路径。

区域公共产品协同供给:西部连片贫困区反贫困新思路——对湘鄂龙山、来凤“双城一体”的观察与思考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的集聚地且呈连片辐射状。连片贫困区基于民族、文化、相似地缘性等原因有着强烈的反贫困内驱合作动机。通过考察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因素,应该加强贫困地区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为此必须整合贫困片区的力量及公共资源,走跨行政区协同供给的战略路径。在区域公共产品协同供给中应注意信息畅通机制、协调组织、协调机制、绩效评价机制等创新与建设,保证供给取得实效。

连片贫困地区公共产品区域协同供给研究--基于湘鄂龙山、来凤“双城一体”反贫困的新思路

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由此也带来了区域公共产品协同供给的问题。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大多属连片贫困区,反贫困应该走"内涵互助"、整体跨越的道路。为此,连片贫困区应该加强相互之间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走跨行政区协同供给的战略路径。在区域公共产品协同供给中应注意信息畅通机制、协调组织、协调机制、绩效评价机制等创新与建设,保证供给取得实效。

藏族地区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贫困问题在我国藏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藏族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解决贫困问题直接关系到该地区的安定和平和长远发展,也由于我国藏族地区的特殊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解决贫困问题也面临诸多的制约因素和困难,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藏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及其成因、反贫困的实践工作和贫困治理模式创新路径进行探讨,从而为我国藏族地区贫困治理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思路和可行措施。

新发展阶段社会救助的目标转向与改进

社会救助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对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2020年,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整体性消除绝对贫困,社会由此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贫困治理从摆脱绝对贫困迈入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社会救助要在新阶段的相对贫困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就应对现行社会救助理念和实践进行超越,针对现行社会救助制度还不适应相对贫困治理要求的制度因素作出目标调整与改进。本文从救助驱动、救助功能、救助方式、救助运行机制等方向提出了社会救助适应相对贫困治理需求的目标定位,进而从社会救助在增权赋能、促进发展、贫困预防、个性化救助服务、治理效能提升等领域,指出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积极应对相对贫困治理要求的改进思路。

我国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移民问题研究

共同富裕的扶贫目标、扶贫攻坚的片区联动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瓶颈推动着我国连片特困地区传统开发扶贫模式加快转变,融能力提升、收入增长和生态改善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教育移民扶贫途径作用日益凸显。鉴于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确立优先发展政策机制,探索教育移民的渐进、协同推进机制,实施多元化资金投入和补偿机制,构筑无缝衔接、形式多样的管理机制和沟通平台,推动我国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移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