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完善

个人所得税作为一种重要的税收形式,在现代国家税收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为了促进税收公平和税收稳定,防止国家税基被腐蚀,2018年新修订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新增了一般反避税规则,弥补了个人所得税法中反避税规则缺失的漏洞。但由于《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在颁布时删除了关于一般情况反逃税规则的具体适用条款,导致该规则面临空洞化的窘境。因此,为了维护法的安定性,应当进一步细化合理商业目的的判断标准并且完善程序性规定,切实贯彻立法宗旨。

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的制度逻辑及其适用

个税规避行为种类多元,难以提炼,且与企业避税相互交织,与节税、逃税之间的界限模糊,长期以来不受立法规制。税务机关运用经济观察法、类型化观察法调整个税规避行为,存在正当性方面的瑕疵。新个人所得税法引入两项特别反避税规则和一项一般反避税规则,但基本照搬《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针对性有限。修法引入反避税规则后,应妥善处理其与下位规范的分工、与《企业所得税法》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协同。税务机关运用反避税规则时应谦抑克制,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并适当强化对主观因素的观照,进而在避税行为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规则内部关系四个层面,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弥合制度与实践之间的罅隙。

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理解及适用问题

我国的一般反避税规则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企业所得税法》第47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20条、《特别纳税调整办法(试行)》第十章"一般反避税管理"。47条和120条共同确定了商业目的规则作为我国的一般反避税规则,但是《特别纳税调整办法(试行)》的颁行使得有学者认为经济实质原则成了最终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其实不然,只要合理解释,实际上《特别纳税调整办法》更充实了商业目的规则。

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确立了一般反避税规则。这一反避税规则对有效打击避税行为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国的一般反避税规则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在相关术语使用上的不一致性、自身较强的不确定性以及一般反避税调查程序中的不足,并提出了对一般反避税规则的改进。

反避税实践 反避税规则 信息披露制度

全球化背景下,受移植和效率两方面作用,各国反避税措施具有趋同倾向。美国近20多年来在反避税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其创制的避税信息披露制度和经济实质原则两大反避税＂武器＂,为许多国家所借鉴。本文结合美国反避税的两个阶段具体实践,具体分析了美国反避税立法机制、行政管理与司法应对方面的主要经验及其成因。

浅议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

自新企税法首次提出"合理商业目的"以来,我国一般反避税规则体系逐步形成。但相关法律规定过于抽象,在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加之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制度至今仍不规范,立法解释、司法解释长期缺位以及行政解释的强势使得对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未发挥其应有效果,也使得纳税人在纳税争议行政诉讼中较为被动,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荷、英等普通法系国家一般反避税规则的税法解释制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我国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的法律思考

反避税问题是迄今一直被众人所探究的,学者们对反避税规则的法律思考角度虽然不够新颖,但针对此规则提出的问题却一直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国税法,侧重于企业的避税行为,针对个人领域的规制显得十分单薄,这给予税务机关实践中极大的主观“任意征税权”,因此主观的评判也需要有客观的衡量。2018年最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突出的一大亮点是新增了反避税规则,这不仅仅在理论上填充该税种反避税的立法空白,在实践中还能防堵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为优化我国营商环境,本文重点对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的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不足之处。最终,提出有针对性和有建设意义的对策。

“营改增”后的增值税反避税规则研究

我国税收制度不断完善,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营改增”政策,作为一个全新的税收举措,“营改增”后关于增值税反避税规则的研究,成为国家以及税收征管部门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因此,本文研究了我国增值税反避税规则的现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借鉴国际经验,提出适用于我国“营改增”后关于增值税反避税规则的可行性建议。

个人所得税一般反避税规则核心标准研究

目前,个人所得税一般反避税规则的核心标准为合理商业目的标准。这一标准作为主观标准,在认定避税行为时,一方面,由于个人应税行为的二元化,在民商合一背景下定性较为复杂,导致其在民事领域力有不逮;另一方面,由于主观标准的抽象性与模糊性不可避免,在执法时易被行政机关任意解释,违反纳税人诚实推定原则。因此,个人所得税一般反避税规则需要引入客观标准——经济实质标准,以统摄民商事领域,实现税收公平,减少行政机关的任意解释,提高纳税人权利保护力度。实践中应注意主客观标准的衔接。

我国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的法律思考

税收与我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经济发展的同时,势必会导致税收领域问题的发生。其中,避税问题涉及纳税人的实质利益与国家资源的保护,必然会引起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重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纳税人会从合理的、适当的避税行为,转而走向违法的、侵害国家利益的避税行为。这就需要反避税规则来进行规范和调整。

我国受控外国企业反避税规则及其完善

我国2008年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特别纳税调整管理规程首次引入了"受控外国企业"概念,2009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又对受控外国企业规则作了具体规定。然而,我国的受控外国企业税收规则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足之处。本文认为,我国应在国际减税竞争理论的基础上,完善我国受控外国企业反避税规则体系。

个人所得税一般反避税规则研究

最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新增了一般反避税规则,这既是防止税基侵蚀的实践所需,也是实现税收公平的理论吁求。一般反避税规则制度设计的关键点在于其核心判断标准,现有立法采用了主观标准即合理商业目的标准,这一从《企业所得税法》平移而来的规则并不完全契合于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与企业所得虽均具有"所得"之名,但二者在税法上的意涵却迥然不同。这一规则在个人所得税领域的实际可操作性也较差。由于《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正式文本中删去了其草案中细化一般反避税规则的有关条文,导致该规则面临着空洞化的窘境。出于法的安定性考量,在现阶段应及时通过具体规程的设计细化合理商业目的标准,将其从国库主义的立场上矫正过来,并在未来适当的时机推动经济实质规则也就是一般反避税认定的客观标准介入。同时完善程序性规定,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建立完备的预先裁定机制,并注重反避税过程中的信息申报问题,真正落实立法目的。

我国一般反避税举证责任规则的构建

一般反避税管理程序属于行政程序,其中反避税管理中的举证责任,应当属于行政执法程序的举证责任,而不是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主观举证责任与客观举证责任是不同的,在一般反避税管理中,客观举证责任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主观举证责任则由税务机关承担,即税务机关有尽力调查义务,但纳税人要承担协力义务,税务机关则可以根据纳税人违反协力义务的程度相应减轻其调查义务。我国应当在反避税立案通知、实际调查、提出异议等三个阶段,分别构建具体的举证责任配置规则。

一般反避税规则的趋同与差异:基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司法实践的分析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般反避税规则(GAAR)以法律移植或借鉴的方式,跨越了国境,出现在许多国内法、双边税收协定和多边公约中,在法律规定层面上呈现出显著的趋同性。但由于各国的税法体制和法律文化不同,尤其是司法判决或税收争议解决机制不同,表面趋同的GAAR在各国实际运作中,对纳税人的约束力不尽相同。本文介绍GAAR的引入原因和技术设计,并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司法实践为例,说明GAAR在法律规定层面的趋同性和在具体实施方面的相异性。

构建我国系统完整的受控外国企业反避税规则体系研究

受控外国企业反避税规则体系的一般理论认为,在"税收天堂"拥有受自己控制的企业是近些年来具有税收筹划意识的居民进行国际避税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2008年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也首次引用了"受控外国企业"概念及其框架,但真正按这一规则体系运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构建系统完整的受控外国企业反避税规则体系。

完善我国反避税规则的几点思考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反避税规则,这些反避税规则与国际通行做法比较一致。但是,我国的反避税规则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需要继续研究、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改进与完善。本文简要分析了转让定价规则适用范围的扩大、受控外国企业规则适用程序的完善以及一般反避税规则的改进等内容。

《企业所得税法》反避税规则带来的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关联交易愈趋频繁,反避税与避税的博弈也变得越发激烈。本文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反避税规则进行解读的基础上,剖析了未来反避税工作发展的新趋势,从税务机关和企业的角度分别论述了应对措施。

一般反避税规则在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中的应用与思考

一般反避税规则,既有国内法的规定,也有税收协定(或安排,以下简称"税收协定")的相关规定。其中国内法,主要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条以及《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2号,以下简称"32号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9]2号,以下简称"2号文")第十章的相关规定,对企业实施的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而获取税收利益的避税安排,实施特别纳税调整。而税收协定则规定对以获取优惠的税收地位为主要目的的交易或安排,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进行调整。此规定集中体现在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及财产收益等条款。

构建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体系的思考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中加入反避税规则,无疑会促进税务机关加强对自然人避税的管理。如何构建科学、高效、完备的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体系是财税部门今后一段时间要研究的课题。本文从我国企业所得税反避税规则体系建立和完善的实践出发,分析构建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体系应注意的问题。

国内法一般反避税规则在税收协定中的适用——基于法国“范达内案”的分析

以一般反避税规则(GAAR)为代表的国内法反避税规则一直是打击滥用税收协定的中坚力量之一。然而,国内法反避税规则与税收协定义务的冲突由来已久,尤其是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严峻、《多边公约》尚未有效修订现行税收协定的过渡阶段,潜在的国内法反避税规则推翻协定的问题越发显著。反避税规则往往受制于协定解释规则与协定义务的限制,以致各国司法实践中情形相似却结论迥异的判例屡见不鲜,难以对激进的跨境税收筹划形成稳定而有效的遏制。鉴于此,本文以这一过渡时期发生的法国“范达内案”(Verdannet case)判决为例,系统梳理现阶段将国内法反避税规则用于税收协定情景的潜在冲突,并在回顾BEPS行动计划启动前后国际社会处理国内法反避税规则与协定义务之间关系的不同路径和发展变迁的基础上,阐述了不同方案背后的理论立场。“范达内案”折射出了一系列法律价值的“拉锯战”,涉及国内法与协定义务的耦合,对GAAR的设计与适用的反思,以及不同反避税规则之间的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