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异质性、信用评级与发债成本

采用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2007—2016年间的7900个有效样本数据实证表明:相比债项评级,主体评级对发债成本的影响更大,且随着信用等级的提高,债项评级的边际影响比较稳定,而主体评级的边际影响递减。信用评级对发债成本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的债券之间表现出稳定的分离均衡:对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债券的影响大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的影响大于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评级展望对发债成本也有显著的降低作用。投资者付费模式有助于提高信用评级的公正性,降低发债成本。

晋升激励对地方国企发债成本的影响

利用2002—2018年185个地级市的官员数据匹配853家地方国有企业发债数据,实证分析地方官员在晋升激励下如何影响辖区内地方国有企业发债行为。研究发现,市委书记晋升激励会显著加大辖区内国有企业的举债动机,表现为意愿承担的发债成本更高,且晋升激励越强,对发债成本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国企高管“限薪令”实施,市委书记晋升激励对地方国企发债成本的提升效应更加显著。研究成果丰富了对政府治理与债务结构失衡治理的理解。

高铁建设与沿线企业发债成本

中国债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高速发展,发行规模已攀升至世界第二,但是企业的发债成本仍旧居高不下,信息不对称是主要原因。随着中国高铁技术的不断成熟,高铁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最常用的出行工具之一,而时空距离的有效缩短会增进信息流通,并对包括债券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为探究高铁建设是否能降低沿线企业的发债成本,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所发行的公司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数据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高铁建设确实能将当地公司的债券信用利差显著降低5.7个基点,从而显著降低债券的发行融资成本;外部监管的增强和主体评级的提升是高铁建设降低发债成本的主要中介渠道;高铁建设对减少国有企业的债券发行成本具有更显著的效果,但会因促进休闲服务业的竞争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该行业中企业的发债成本。

城投公司发债成本与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

融资平台在我国九十年代施行财政制度改革,解决中央财政不足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在政策利好形势下,地方政府也对融资平台进行大力支持,而城投债作为其中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在债券市场中也逐渐占领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由于城投债与地方政府关系过于紧密的问题,从发行开始就具备有“隐性担保”的隐患,当融资平台出现债务规模大,过分依赖地方财政等现象,企业和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也会随之大大增加,如果国家不加以严格监管,投资者甚至血本无归。本文将以城投债市场中发行数量最多,发行规模最大的企业债作为研究对象,对城投债市场的发展趋向作出判断,分析城投公司发债成本与规模的影响,借此提升融资行业的规范化运营,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提供完善城投类企业债市场法律法规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信用评级真的影响发债成本吗?

信用评级制度旨在通过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而改善市场效率,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和评级选购机制下,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有待检验。由此,本文基于中国债券数据研究了信用评级对企业发债成本的影响。与既有文献一样,OLS分析表明良好的信用评级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但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此结果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基于理论分析和计量判据,我们以各地区评级机构的竞争程度作为债券评级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发现信用评级对发债成本的经济效应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统计上也不再显著。这表明,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的公信力,而评级膨胀也不会真正降低企业的发债成本。

债券评级机构变更——基于评级选购与评级迎合视角

本文以2008年至2017年的公司债券为样本,研究了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的影响,以此来解释评级市场上发行人频繁变更评级机构的现象。本文发现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后,其信用等级得到显著提升。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的行为对信用等级的影响在以下两种情形中更显著:一是当发行人所处行业或评级机构所在的评级市场竞争激烈时;二是当发行人主体评级位于AA信用等级的临界点时。进一步研究发现,考虑到评级机构变更与信用等级之间的交互影响,变更评级机构的发行人整体上可实现发债成本的降低。但该类发行人未来的违约风险增加、经营业绩下降。最后,本文发现债券发行规模较大以及非国有发行人更倾向于变更评级机构来提高信用等级。本文通过分析发行人更换信用评级机构的动机和后果,为监管部门构建以评级质量为导向的良性竞争环境提供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