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发商生息的运营与地方社会治理

发商生息是将一定数额本金交商人营运以获取生息收入的一种放贷行为。因地方经费短缺,发商生息逐渐成为清代州县公共经费的重要补充。论文基于乾嘉道三朝晋、皖两省州县志书的相关记载,从发商生息提供公共经费的视角探讨了清代地方社会治理问题。以士绅、宗族为背景的社会性捐款成为地方发商生息本金之主导,且所占比例不断增大。生息银钱的营运管理权也逐渐从以政府为主导转向地方士绅参与和自治的方向。18世纪后半叶,士绅对公共生息经费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增强,为其在19世纪后期迅速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领导者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士绅在发商生息事务中与商人相互合作,间接推动了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中的特殊群体——绅商阶层的形成。因此,发商生息所提供的公共经费不仅推动了清代地方公共品的提供和民众福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方社会的公共治理。

清代的发商生息及其影响——基于土默特清代历史档案的区域分析

清代中后期,发商生息成为地方政府运营生息银两制的主要方式,但由于地方性史料阙如,相关研究还比较匮乏。本文利用土默特左旗清代历史档案,探讨了地方政府的发商生息对当地商贸的影响及其相关问题。地方政府的发商生息以地方商贸经济的繁荣为前提。在地方政府发商生息中,存在着商人承领本银、申解利银两方面的流程,这种流程规定体现出对地方商人的不利影响;从归本期限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发商生息虽有＂生息＂之名,而行＂分割利润＂之实,形成商人沉重的负担。就生息利银的支出用途而言,发商生息则对地方商业贸易的治安环境、商路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奇葩敛财术

历史上,官员鱼肉百姓、中饱私囊者比比皆是,这本不令人诧异,让人拍案称奇的往往是一些官员匪夷所思的敛财手段。张集馨在其自叙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就记载了一些堪称＂奇葩＂的敛财术。号草盘剥。中国古时设有驿站,驿站骡马所需草料,称为号草。道光十九年（1839年）,张集馨委署雁平道时,代郡乡民交纳号草,要受到驿书（驿站负责人）及家人（县衙的亲属或亲信）的三层盘剥。

浅谈清代兰州的书院

书院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别具一格的学校。它多半由私人或地方自筹经费,以德高望重的学者为“山长”、“洞主”,自定学规,在教学上注重自学,注重“穷理”,以学“为人”为主旨,讲求修身、处事、接物。书院也是当时著名学者会萃之地。一些著名学者,曾以书院为收藏图书,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宣传学术主张之所。如果主持书院的学者属于某一学派,这个书院也常成为这学派的活动基地。有的书院也议论朝政。

简谈清代甘肃的书院

中国的书院创始于唐朝。唐“元和间,衡州士李宽创石鼓书院。时又有少石山人李渤读书于江西之李家山,南唐时,即以其地为白鹿书院。”甘肃在明朝即有书院的设立,河西地区“嘉靖年间,最早设酒泉书院。”但明末清初,甘肃的书院全部废止。清朝雍正年间,甘肃又设立书院,到同光时期,其数量和规模都达到空前的地步。

兰州古代教育史话

兰州地处中原与边陲的冲要,在古代被誉为“陇右之襟喉,三秦之屏蔽”(明韩君恩;《修学宫记》)。它常常是汉民族与西北各民族争夺的战略要地,在宋代以前多次被吐蕃、西夏并吞,宋元祐初,也几乎割给西夏,后经众臣力谏才未割让。到明代,黄河北岸也常常受到元残部的侵扰。因此历代朝廷只注意在这里完坚关隘,修治城池,而很少考虑这里的文教。宋代虽有“神宗尤垂意儒学,自京师至郡县,既皆有学”,“天下郡县并置学”(均见《宋史·选举三》的记载,但在兰州并未设立一所学校。直至元代至正五年(1345年),才建立了兰州历史上第一所学校——州儒学(旧址在今兰州第二中学)。然而就是这样一所学校,也因兰州隶辖于临洮府,曾一度被降为县儒学。按《明史·

明清时期呼包银榆地区书院经费来源研究

明清时期呼包银榆地区书院的经费来源呈现多样化的特色,其经费既有地方政府拨付,又有民众捐输和发商生息。多元化筹集经费的渠道确保了呼包银榆地区书院的办学条件,有利于书院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多元化筹集经费的渠道也为今天民办教育经费的筹措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浅谈中国古代书院的经费来源

我国的书院产生于唐代,经过宋元的发展和明清的繁荣,消逝于清末科举改制的浪潮中,在近一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书院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