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秩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时期的治国理政实践,决定了政策治理的主导作用,而将发展成果确立为社会秩序的法律治理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两者经历了从主辅关系到政策治理优位、法律治理保障的变化,各司其职、相得益彰。政策治理通过政策动员、组织执行和纪律约束实现发展目标,法律治理通过党领导的立法和科层执行实现秩序目标,并进一步在政策治理法律化、法律治理政策化中实现双重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治理和法律治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长期的社会稳定,是中国之治的治理原因。本文从理论上解答了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之间的张力,分析了两者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功能、机制及关系。这一研究与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对话,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

发展、秩序、现代化:转型悖论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题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具体内容林林总总,但主题归根到底都是应对转型悖论,即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秩序的张力,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兼有秩序和活力的有机社会。这样一个主题,是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问题意识决定的。该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奏,当前则应着力推进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基本课题是处理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冲突与团结、国权与民权四组关系。

“社会建设”在我国政策中的演变——对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文献的回顾

发展与秩序的矛盾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我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保持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有效地缓解了二者之间的矛盾。通过对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文献的回顾,梳理过去三十年来“社会建设”被中央文献“定义”的发展历程,以及在不同阶段如何平衡发展与秩序二者间矛盾的脉络,认为未来社会建设发展的重点应该加强社会的能力建设,以实现一个更具主体性、更具自我治理与自我发展能力的社会,即在发展型国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发展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