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概念何以引发争议?——GATT框架下的概念史考察

“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治理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近年来却成为国际话语场域中的争议性概念。考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历史,对于厘清相关争议的缘起和进一步理解国际话语竞争具有重要价值。“发展中国家”概念在GATT框架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修订GATT1947第18条为代表的概念孕育阶段,60年代以增加GATT1947第四部分为代表的概念萌芽阶段和70年代以后以普惠制、差别优惠待遇及“毕业原则”等为代表的概念流行阶段。GATT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概念展现出模糊甚至混乱的特征,为日后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争议埋下了隐患。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概念的塑造过程中注入了自身的价值观,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却十分有限,这也为当今的国际话语竞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弥合性别数字鸿沟:发展中国家女性数字化发展的三重问题及治理路径

数字技术发展产生性别数字鸿沟,会加剧现有的性别不平等。发展中国家面临性别数字接入鸿沟、使用鸿沟和效果鸿沟三重问题。接入鸿沟表现为女性心理接入动力不足和物理接入受到阻碍;使用鸿沟表现为女性数字技能水平较低和数字使用程度较低;效果鸿沟表现在数字经济领域,主要为数字创业就业中存在性别偏见,数字技术行业中女性处于劣势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性别差距。应从消除女性心理接入障碍、改善女性物理接入环境、提高女性数字技能水平、提升女性数字使用强度四个方面,探讨弥合发展中国家性别数字鸿沟的具体策略。

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2022年6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就《渔业补贴协定》达成共识,该协定创造诸多“第一”。我国于2023年6月27日递交议定书的接受书。渔业补贴在发展中国家十分普遍,《渔业补贴协定》禁止向三类捕捞活动提供补贴,协定的生效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渔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通过对协定相关条款的仔细分析,对比发展中国家渔业发展现状,发现由于过渡期以及渔业筹资机制的存在,短期内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影响不大,长期而言如果发达国家能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积极利用好过渡期,协定的签署将促进发展中国家海洋捕捞业的升级,为全球渔业资源保护起到积极作用。我国在协定所禁止的三大领域执行总体情况较好,因此,协定的生效,并不会对我国海洋捕捞业产生较大不利影响,但是细小的摩擦在所难免。建议加强国际履约和谈判团队建设,加强对远洋渔业企业海外机构的监管,将渔业补贴改革与渔业高质量发展相结合,让渔业筹资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良性互动,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我国渔业“走出去”。

人力资本跨国流出、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与技术创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62个发展中国家2000~2017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跨国流出、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与国内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跨国流出抑制了其国内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而发展中国家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对这一影响产生调节效应并有效缓解这一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使人力资本跨国流出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技术创新产生净的正效应。发展中国家国内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抑制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出,同时通过改善国内经济环境有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收益和研发积极性,促进跨国流出劳动力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力资本跨国流出和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对人力资本流出国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因人力资本跨国流出目的国、跨国流出劳动力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流出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危机前后和技术领域不同而呈现出异质性,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维度对人力资本跨国流出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也有所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才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均具有重要启示。

长三角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通过培养新型劳动者、催生新型劳动资料、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可以重塑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动力系统。长三角地区通过在体制、机制、政策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实现了科技创新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条件,也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结合自身优势选择发展模式,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发展,最终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产生了示范效应。

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在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中,必须充分把握国际经贸规则大方向,在此基础上再去明确自身的谈判立场。是否符合国际经贸规则的大方向,往往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贸规则谈判中获取相对有利地位的关键所在。

发展中国家技术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的经验与借鉴

教师专业发展是培养有效教育者的关键因素,能够助推学生全面成长。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教师通常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获得充足的专业发展机会,教师的实际专业能力和学生的学习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为教师教育提供了强大动力,尤其在那些已经开始重视教师专业发展但资源受限的发展中国家。便捷的双向通信、视听媒体功能和移动设备,已成为教师专业学习、辅导反思、获得支持等的有力工具,有助于教师专业发展质量的高效提升。本研究通过回顾近年来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案例,提取整合经验与启示,回应当下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需求和挑战,为后续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支持建议,从而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平等关系--基于马克思消费力理论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极力鼓吹并蛊惑发展中国家追随其发展模式,从而绑架发展中国家为其服务。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分工限定发展中国家消费力、通过文化倾销控制发展中国家消费力、通过通胀输入稀释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力、通过货币战争掠夺发展中国家消费力,导致发展中国家不仅不能实现预期发展,反而因自然资源消耗、产业结构固化、社会阶层分化等削弱或丧失发展权。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竞争中,唯有提升自生能力才是发展中国家破解当前发展困境的正确选择。

ISO/TC 321电子商务标准化工作对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eigh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ISO/TC 321, Transaction assurance in e-commerce, held in Hangzhou of China in November 2023, and explores potential ways in which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frica can drive their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global industrial progress by leveraging ISO/TC 321 standards. It provides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utilizing e-commerce standardization and related standards to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and enhance business practices.

中国式现代化拓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现代化凝聚着各国对发展振兴的不懈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提振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信心。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突破了“亨廷顿悖论”、“依附”难题、“中等收入陷阱”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效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的领导力量、目标规划等方面积累了卓有成效的实践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摆脱现实困境,更好走向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发展中国家开放与进博会

进博会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博会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作用不断凸显,有力促进其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包容可持续性发展。

国家治理指数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国家治理能力的衡量和建构,有赖于科学的治理指标评价体系。本文梳理国家治理指数的历史沿革、理论概念和建构方法,探讨国家治理指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研究了世界治理指数、民主多样性、法治指数等问题,分析了由西方主导的国家治理指数在评估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和绩效时可能产生的偏差,强调了国家治理指数构建应当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绩为基准,服务于南南合作与发展实践。

数字政府建设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吗?——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证据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当前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2008-2020年135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数据,以双向固定效应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异质性特征以及制度因素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水平对政府治理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收入、不同区域的国家中,数字政府水平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作用存在差异。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在数字政府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制度因素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构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政府;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公职人员数字素养;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发展相结合以及创建政府、企业与个人良性互动的制度环境。

资源诅咒、货币错配与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

在全球经济局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临愈加严峻的债务危机风险。回顾梳理发展中国家历经三次的债务浪潮,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存在四点共同特征:结构主义思想引致债务规模积累、单一经济结构加深债务融资依赖、货币深度错配加剧债务负担、在外生冲击影响下这些问题愈加凸显,发展中国家最终爆发债务危机。基于上述特征,在当前国际局势不断变动的外部环境冲击下,对面临严重债务风险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债权国之一,需要积极构建全球债务治理交流合作平台,参与完善国际债务治理模式,共同确立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债务处置机制。

“去美元化”: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时代诉求

作为提供世界主要外汇流动性国家,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内货币政策调整通常都影响美元流动性并进而影响世界经济。随着俄乌冲突后美国的对俄制裁及2022年美国新一轮加息政策启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外汇存用的“去美元化”浪潮。“去美元化”以关注本国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为基础,包括资源贸易本币结算、推出区域货币合作、降低美元外汇储备等。该现象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对以美国货币为介质的国际经济合作缺乏安全感。“去美元化”是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条件和新国际合作形势下就长期主张的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时代诉求。应对全球发展的周期性困境,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在新技术条件下,探索新的主权货币合作方式和监管符合全球化发展需要。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现实状况与模式——基于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现代化的实现不是发达国家的特权,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平等地享有发展权。在世界现代化时间谱系中,发展中国家处于后发位置。在国际上,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集中表现为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钟摆式”发展,以伊朗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的变革和以越南为代表的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各国选择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需要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新中国外交的一贯方针和立场,也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严峻而复杂,国家领导人近期的一系列出访和重要讲话,再次反映出中国对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的高度重视。中国在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时,始终注重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互帮互助,共同聚焦发展。在实践中,加强南南合作的工作重心及主要路径,包括加强南南合作机制建设、致力于全球减贫事业、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深化与各国的人文交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能够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也有利于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对推进现行国际秩序的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来华留学教育对生源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

基于2000-2018年82个发展中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数据,本研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来华留学教育对生源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来华留学教育对生源国技术进步具有稳健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社会关系网络效应促进生源国技术进步;从来华留学教育中获益较大的是收入水平较低以及与中国地理距离、技术距离和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对生源国技术进步均具有促进效应,非学历生对生源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更大。为此,我国要通过来华留学教育提升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宽来华留学项目,鼓励高校和企业联合开展多种形式的长短期项目;完善留学教育培养模式,提供多元化人才培养方案,重视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改善国际学生生源结构,优化不同培养层次来华留学生比例。

中国家庭母亲语言输入特征及其与儿童语言发展的关系

一直以来,亲子言语互动被认为是推动儿童早期语言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其语言输入质量也不同。从语言输入的交互性、语言性和概念性三个维度看,母亲语言输入的语言性和概念性预测了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因此,在家庭语言环境中,应建立交互性、语言性和概念性为一体的语言环境支持系统,且家庭语言教育要关注概念性语言的输入,家庭语言互动中应注重提升亲子言语互动质量。

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的特征与改革方向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多边贸易体系长期争论的问题,争论内容覆盖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毕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效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等,争论的核心是“毕业”和有效性等问题,“公平”则是判断各种改革建议的基本标准。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的改革上陷入僵局,美国的政策不仅否定了多哈回合关于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的改革方向,还要实现未来与“毕业”的发展中国家在对等基础上进行自由化谈判,离间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服务于孤立我国的目标。文章认为我国应选择有别于发展中国家传统立场,以维护公平为原则,在坚持提升特殊与差别待遇有效性的前提下,以实际需要为改革导向,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可以《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自主选择履约方式为基础,根据谈判协议的特征,灵活设计成员的履约模式,并将履约能力同技术援助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