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革命”与中国革命:参与式发展传播的学术政治与中国经验的斗争性

本文重新追踪冷战发展传播学中民主参与问题的全球史脉络,并将中国革命的历史意涵带回这场发展传播理论所谓“范式革命”的重新语境化中。原本旨在抑制第三世界革命、维系资本主义霸权体系的发展传播理论与实践,具体会以何种方式处理中国发展传播经验中的革命要素?通过爬梳冷战史材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传播领域的理论写作和海外中国研究,本文发现,冷战发展实践中的社区参与在70年代“参与式范式”形成之前就已存在,但只有当自上而下的国家发展模式遭到质疑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地方参与经验才被引入西方发展传播理论家的视野中。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甄别”机制下,中国参与式经验的革命斗争问题被结构功能主义的范式惯性所过滤,产生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折扣”。

论李大钊思想中的发展传播学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留下了许多卓尔不凡的新闻主张。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聚焦李大钊的发展传播学思想,研究发现:李大钊发出的时代强音能够作用于心灵场域,具有激励作用;借助媒介播撒的进步思想火种,彰显了强烈的发展目的性;新闻自由思想有助于观念交流和共识建立,嵌合了发展传播的本质要义;推崇的无障碍传播,体现了发展传播的可持续目标;充满国家主义的新闻主权思想,关注到了大众传媒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从李大钊留存于世的文稿内容出发,对以上五方面进行了讨论归纳,旨在厘清他的发展传播学思想,为当下的发展传播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发展传播学视角下雄安新区国际城市形象的框架建构

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的国家级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沿阵地,也是国家发展的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雄安新区城乡协同发展,必定会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城乡版图的变化与城市框架的拉大,将会为雄安新区的城市形象建构以及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带来深刻影响。

从数字素养看发展传播学在中国的新拓展

发展传播学诞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其最终目标是为解决所有不均衡的问题。伴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社会也不断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在数字技术进步的背景下,数字生态茁壮生长,但一些弱势群体却难以享受数字红利,对信息处理的能力呈两极分化,难以弥合的数字鸿沟成为发展传播学在新时代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消除信息贫富差距,发展传播学在新时代扩展了新的研究方向—提升公众数字素养。

从发展传播学视角看电视晚会的“觉醒”之路——以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自信理念的提出,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比以往更加繁荣,文化产业也实现了大力发展。本文选择在发展传播学视角下,研究文化晚会节目的“破圈”之路,重点分析河南卫视所打造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以期对其他电视晚会节目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发展传播学批判:传播学本土化的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勒纳为代表的美国发展传播学一度很受部分中国学者的青睐,认为这是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方向。勒纳的发展传播学属于后殖民理论,有着强烈的冷战思维,渗透着强烈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但却成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起点。就这一理论而言,中国学者的"对号入座"体现了我们在学术研究上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实际上消解了中国传播研究者的主体性。

城乡传播新关系:发展传播学的视角

城乡传播关系是城乡关系在传播领域的反映。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型可以为城乡传播新关系提供参考和借鉴。城乡传播新关系应该以发展为主导性目标,通过城乡传播媒介和内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但要警惕依附陷阱,避免农村沦为城市的附属;参与是贯穿于城乡传播关系中的核心理念;应该秉持全球化的视野,将城乡传播纳入全球结构变迁中,吸纳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经验,建构更加公平、民主、均衡的新型城乡传播关系。

瑟韦斯的发展传播学学术思想述要

从发展传播学学者杨·瑟韦斯(Jan Servaes)的发展传播学术思想管窥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全貌。从发展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脉络,社会语境,参与传播范式,健康传播五个方面展现了瑟韦斯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要点和思想体系。

关于发展传播理论的范式转换

问世半个世纪前的发展传播理论一直属于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从宏观角度把国际传播划分为"传播和发展范式"、"文化帝国主义"范式、"文化多元主义"范式或全球化范式。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粗略的线性分析,归纳出发展传播理论的路径转换,即从强调媒介传播效果的功能主义模式逐渐过渡到重视社会主体参与性质的社会属性模式。前者充满现代化的诱导和国家主义的想像,后者蕴含多元现代性的反思和主体间性的期盼,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历史逻辑相平行。

乡村传播学概念解析——兼论乡村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之异同

本文对乡村传播学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和发展进行了阐释,在论述发展传播学的发展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同时,对乡村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的异同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

发展传播理论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围绕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兴起的理论范式。由于全球大众传播领域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传播理论经历了自身理论范式的转换,并面对全球化的新发展视野。重新审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学视野中大众媒介的角色与功能,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内环境以及全球化的语境中具有重要意义。

重构后疫情时代的发展传播学:“全球南方”的视角

作为跨文化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发展传播学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着理论和实践重构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切入,探讨后疫情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媒介赋能与传播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趋势,为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重构提供方向性的思路和建议。

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状况

一、发展传播学的基本情况 作为传播学的主要分支领域之一,发展传播学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末,以美国学者勒纳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①为标志.这一学科在六七十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982年获'国际传播协会'承认,发展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成为该协会的8个研究专题小组之一.

发展传播学的叙事更新与逻辑转化:“传播基础设施”的概念与取向之辩

传播基础设施的场所建造、资源分配与技术扩散是理解发展传播学取向的重要切入点。以此为问题意识,可归纳不同研究取向的发展传播学对“基础设施”的不同理解与价值关怀。埃弗里特·罗杰斯的研究与论述鼓励后发国家和地区,围绕传播基础设施进行自主开发与探索,但仍具有较为明显的技术中心主义和去意识形态色彩。以达拉斯·斯麦兹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下的发展传播学研究,更加直截了当地批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传播基础设施资源分配上的霸权,关注建设传播基础设施的“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应用过程中如何实现“去依附”。在全球传播高度平台化的时代语境下,通过发展传播学中的“基础设施”内涵与外延之辩,可把握当下存在激烈冲突的信息传播秩序和充满剧烈变动的知识生产体制,促成发展传播学的叙事更新与逻辑转化。

发展传播学视角下大众传媒对社会保障事业的影响

研究援用发展传播学的研究框架,探讨大众传媒与社会保障事业之间关系的产生,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如何促进社会发展,如何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在特定的传播机制下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最终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太极拳发展传播现状及策略浅析

太极拳是我国武术项目中最具代表性的拳种之一,融合多种传统文化因素于一体,其健身和教育价值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世界体育文化中较为古老而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然而太极拳在发展和传播过程中,例如太极拳产业发展中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使我国太极拳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于其它类似的项目,如跆拳道,瑜伽等。本文通过文献法和分析归纳法阐述太极拳在传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求太极拳发展传播过程中较为有效的策略和途径。

浅析发展研究与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历程

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发展传播学,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传播学诞生于布满冷战痕迹的历史背景,发展研究是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资源。发展传播学理论的主导范式、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以及全球化范式,经过兴衰更迭,目前呈现各自为阵的局面。

发展传播学对报纸时评发展的启示

我国当前正处于第三次"时评热"时期。其中,报纸时评的发展势头总体上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一是预设观点,不注重观点的平衡呈现;二是少数作者素质偏低,制约了时评的传播致效;三是观点雷同,浪费了报纸版面资源。发展传播学为报纸时评赋予了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使命,为此报纸时评传播管理者应从时评有益于国事的高度出发,保障时评的表达自由;报纸时评工作者应增强伦理道德意识,以国利民福为依归进行创作;报纸时评"生产链"全系统应强化精品意识,用优秀作品来充当公共空间的优质话语。

发展传播学之范式转换

20世纪中期问世至今的发展传播学理论一直都是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尝试着把发展传播学理论的范式转换概括为主导范式和新范式,并参照Silvio Waisbord提出的family tree的概念将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化的发展历程构建成形象化的理论树,以期对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研究领域有更清晰的了解。

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介产品的教化效果——以《爸爸去哪儿》为例

发展传播学认为大众传媒可以普及教育、促进国家发展。媒体应当树立这种促进国家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开发和经营全民喜爱而又能推进社会进步的媒介产品。湖南卫视热播的《爸爸去哪儿》契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呼唤父母回归家庭教育,践行了媒体的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