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由于华中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即产生了派遣八路军主力进入华中发展的战略构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一方针制定后,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其内涵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这一方针的实现过程中,1939年底至1940年初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苏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真正突破。

刘少奇与“发展华中”战略的实现

文章以历史事实为依据 ,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刘少奇对“发展华中”战略的制定和实现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并且深刻分析了刘少奇成功实现这一战略的主观原因。

从“发展华中”看刘少奇的军事战略思想

本文论述了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军事战略思想。刘少奇的军事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

中共“发展华中”战略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角色转换

中共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发展华中”战略。当日所谓“华中”是指江河之间并以河南为中心的广阔区域,在军事上可分为“新、老黄河间”、鄂豫皖、鄂豫陕三个中心。最初部署是八路军第115师东进冀鲁边,再转道南下入“新、老黄河间”之豫东区,与彭雪枫部共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中央给新四军的定位,则是立足江南并兼顾闽粤赣地区的游击战争。但因1939年初国共关系的剧变,八路军南下暂停,而稍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获准设立,为“发展华中”提供了全新的战略空间。在此情势下,中央顺势作出以江北指挥部为中心推进华中战略的新部署。自此,新四军逐渐取代八路军,上升为“发展华中”的主角。

从中原到苏北:中共发展华中战略及其对山东的影响

抗战初期,中共开展游击战争,经历了从出兵山西到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演变。其中发展华中战略最初是向中原地区进军,主要由八路军负责。山东遂成为八路军兼顾华北、华中,特别是南下发展华中的跳板。第115师主力开赴山东,并与山东纵队等共同组建八路军第1纵队。随后,发展华中的战略出现转变,经略重点转向苏北,同时改由新四军主要负责。山东的战略地位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受到重视,由跳板发展为稳固的根据地。

抗战时期“发展华中”战略的党内分歧及其化解——以中原局、东南局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在“发展华中”的战略认识上,中原局和东南局存在意见分歧。这一分歧是抗战时期“发展华中”战略推进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刘少奇与项英在发展华中、新四军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刘少奇坚持新四军主力“东进北上”,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而项英反对新四军主力“北上”,主张坚守皖南,谋求向南发展。项英与刘少奇的分歧实质上是战略思维的不同。在处理项、刘分歧中,中共中央经过战略权衡后最终支持刘,是顺应抗战形势变化而作出的决策。中共中央正确应对中原局与东南局的分歧,并采取妥当方式化解分歧,最终达成战略目标,是领导智慧的体现。

抗战时期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形成并予以实施。由于国民党禁止八路军进入华中,发展华中的计划一度被迫搁置。随着抗战形势恶化,中共中央判断华北将面临严重困难,遂重启发展华中计划,并在国民党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的情况下,调派八路军主力南下。刘少奇以苏北作为发展华中的主要方向,要求东南局予以配合,但后者坚持将工作重心置于长江以南。中共中央也有发展江南的意图,并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将皖南主力东调以集中发展苏南。后由于苏南形势恶化,陈毅决心优先解决华中问题,遂率部北渡长江。黄桥战役胜利后,八路军南下部队与新四军会合,发展华中战略得以实现。

皖南事变前中共发展华中的战略支点演变

从抗战全面爆发至皖南事变前夕,中共向华中发展的战略支点几经演变并最终在苏北定型。发展华中之初,江北豫东彭雪枫部与江南陈毅支队同步展开。1939年5月,中共考虑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发展华中的领导核心,但国民党反共摩擦使皖东根据地失去可能。1939年底中共决定以苏北为突破口建立战略支点,通过八路军与新四军战略配合解决苏北顽军韩德勤部,最终建立了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向华中发展的战略支点演变是新四军在敌、我、顽三角斗争中复杂情态的呈现,中共领导人综合考量地形、给养、敌情、国民党军队等因素,充分运用政治智慧进行战略选择与策略调试,打通了华北与江南的联系,取得了建立战略支点的基本经验。

抗战时期中共“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形成的历史考察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即以山西为中心展开华北抗战。1937年10月以后,毛泽东考虑八路军主力撤出华北,分兵西北与鄂豫皖,以实现内线与外线配合作战。1938年5月,在为进入苏鲁豫皖做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提出在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尤其是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然而,发展热察冀和大青山脉的努力相继遭受挫折,而豫东则呈现出较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

侧重豫鄂:中原局初期发展华中的实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中原局承担“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中原局驻竹沟期间,刘少奇领导中原局成员,积极宣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统一发展华中的思想认识,确立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权威性,指引华中地区抗战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迅速调整华中豫鄂皖苏四省的党组织,重组发展华中工作的领导机构,建立落实“发展华中”战略的坚强组织保障;积极协助并大力支持豫皖苏边彭雪枫部的发展,部署领导豫鄂边李先念部的创建与发展,保证并扩大发展华中的重要武装力量。由此发展华中的战略支点初步形成。

彭雪枫与刘少奇在发展华中过程中的歧见与共识

在发展华中过程中,刘少奇主张南下增援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优先用于发展苏北,彭雪枫坚持将其留于豫皖苏边区。其争论的实质是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中共中央最终认可刘少奇的向东发展、向西防御方案。鉴于豫皖苏边区兵力有限,刘少奇主张彭部主力转移到皖东北,彭雪枫则对此持异议。日军发起豫南战役后,双方停止争论转而全力向西发展。随着日军停止进攻,为应对国民党顽军的反扑,彭雪枫要求从路东抽调部队增援,刘少奇未予批准,而是主张保持必要区域,其他地区以游击坚持。反顽斗争遭受失利,刘少奇建议将主力撤至路东、另以一部坚持路西游击,其后又根据毛泽东意见,提醒彭雪枫考虑转移时机。彭雪枫仍然坚持原计划,将路西部队撤至路东。

抗战期间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研究辨析

发展华中和中共两大军事力量在华中汇合是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较早的战略构想。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前期局面不大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八路军进华中、到苏北是中共对抗战全局的长久筹划,是突破限制、师出有名的策略需要。1940年春中共制定了新的战略,两军会师的军事行动是中共基于抗战全局及战后格局长远考虑的标志性事件。

新四军“发展华中”考辨

本文主要对新四军发展华中过程中的重要史实进行考证,同时考证了《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有关文献。本文认为:当时的"华中"是指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苏、皖、鄂、豫地区。新四军成立之初,毛泽东对苏浙皖交界特别是皖南的战略地位十分关注,而对"华中"重视不够。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并且成立了中原局,但由于战略判断失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就"发展华中"采取得力措施。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对新四军在江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对"发展华中"影响有限。1939年11月以后,中共中央下决心解决发展华中问题,但项英、陈毅分别主张重点发展皖南及江南,在抽调新四军主力部队问题上,与中共中央存在严重分歧,毛泽东一度打算以八路军作为发展华中的主力。1940年6月,为了解救江北被围困的新四军,陈毅最终决定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战略最终得以彻底的贯彻、执行。

改革开放以来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有关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资料编辑与出版、综合研究、根据地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首先,华中抗日根据地包含的8块战略区都出版了专属资料集和通史性著作。其次,近年来有关“发展华中”战略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再次,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领域出版的资料丰富,研究成果也较为集中。最后,较之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多的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研究,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近年来呈现出热度渐升、新人辈出的可喜状况。不过,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社会与文化建设等方面,研究空间仍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入。未来研究可能需要更多地分析中共中央决策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具体执行之间的互动,注意华中地区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力量的发展变化,注重华中地区长时段的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脉络。

华中电网公司重组3家公司稳妥推进本部改革

2004年12月31日，华中电力实业发展总公司、华中电力电网技术有限公司、华中电力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成立。这3家公司的成立是华中电网有限公司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需要。

在河南与苏北之间:中共豫皖苏根据地的建立与变迁(1937-1941)

豫皖苏根据地位于河南与苏北之间,南北起着连接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重要作用,其建立与变迁与中共对河南的经略密切相关。彭雪枫部到豫东,建立豫皖苏根据地,就是为了以此为跳板,在日军进攻河南之际,进军豫西与鄂豫皖。由于这一形势迟迟没有到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发展华中”战略由中原转往苏北,进而围绕是否跨越津浦铁路,中共内部产生了一些争论。最终在1941年的西进中,新四军第4师与国民党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最后退往津浦路东,以皖东北地区为中心建立了淮北根据地。直到1944年,随着豫湘桂战役爆发,彭雪枫再次率部西进,基本恢复了原豫皖苏根据地。

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考论

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与苏皖地区的局势发展密切相关。项英曾两度尝试东移苏南,但为了维护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大局,且苏南局势发生变化,东移方案被迫搁置。此后,因皖东新四军无法收复无为,划界谈判前后国共博弈激烈,加之苏北局势复杂动荡,皖南新四军在转移问题上屡有反复,并最终遭遇挫折。透视此中的多方互动,可以发现抗战时期中共平衡整体与局部利益的艰难、新四军内在多元格局造成的战略协同问题,以及国共关系在微妙平衡下的多重走向。

经略皖东:中共华中敌后抗战的区域探索及抉择

中共虽很早就认识到皖东在华中抗战中的战略价值,但因对鄂豫皖边的特殊关注而又呈左右观望之势。武汉会战后,鉴于桂系在大别山站稳,各方才开始推动江北军政力量向皖东集中。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集中皖东的共识,是1938年底张云逸北上与皖省当局协商后逐渐形成的。中央层面关于江北部队向东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则延至1939年4月方始确立。稍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设立及高敬亭事件的落幕,为经营皖东奠定了基础,也确定了皖东作为“华中武装力量领导中心”之地位。刘少奇率中原局进驻皖东,虽感到皖东已失最佳时机并提出“向苏北发展”的替代方案,但在具体推进中又发现缺乏皖东的巩固,“发展苏北”也难有着力之点,转而聚力经略皖东。

刘少奇与中原抗战新局面的开辟

1938年11月至1939年10月,刘少奇在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初期,曾两次奔赴河南,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实现中原地区党组织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恢复、发展、重建和整顿党的组织和党的队伍,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政治理治水平和党性修养;为开辟和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实现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刘少奇与新四军重建军部

1941年1月25日,也就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仅20天,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重新成立。它对克服由于皖南事变造成的消极影响,挽救濒临破裂的国共联合抗战局面,鼓舞根据地军民抗战士气,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等诸方面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作为中共中央在华中地区最高领导人的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军部的迅速重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