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国家的政党政治与国家能力——对亚洲四国的比较分析

国家现代化的核心进程表现为国家能力的集聚和发展。在初始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各后发展国家的能力强弱及增减态势却愈趋明显分殊。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这些国家大多依循“以党建政”的逻辑进路。政党是建构现代国家的主导力量,政党政治构成与之国家能力生长路径相契合的分析视角。本文认为,各国相异的政党起源模式集中反映了旧共同体中诸多历史性要素的组合情状,衍生出政党社会动员强度和政党体制耦合性程度这两个关键变量,通过合力形塑社会控制形态而使国家能力产生差异。在此过程中,主导型政党的社会动员强度关系到对传统精英的规制和对大众意识的引导,主要作用于新国家能力的自主性维度;此后构建的政党体制是塑造新生精英凝聚力和规范大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载体,其耦合性程度对国家能力的有效性维度产生持久影响。对菲律宾、韩国、印度、越南四国的比较分析验证了上述作用机制的适用性,有利于深化对合成式国家能力概念内容及其在后发展国家演生机理的认识。

后发展国家发展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有几个阶段,一是发展理论,或者叫做现代化理论;二是后发展理论;三是新发展主义。这三个阶段都偏于关注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借鉴这三个理论,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及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实际特点,指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应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理论。

后发展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化与政治发展逻辑

发达国家的合法性状况可以类型化为一元模式 ,即传统政治价值与现代政治价值之间是连续的 ,是由传统政治价值“自然”演变而来的 ,并非是外来的。与此相反 ,后发展国家的合法性状况呈现为二元形态 ,即本国的传统政治价值与从西方传播而来的民主政治价值形成二元格局。合法性本身具有规范和经验的二元性 ,合法性的二元性有可能导致政治理念与实际政治过程的脱节甚至背离。这种状况将规定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内容及其发展逻辑。后发展国家是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中启动和推进政治发展进程的。后发展国家的国际环境可以类型化为“先进—落后”二元结构环境 ,而国内环境则可以类型化为“强国家—弱社会”二元结构环境。合法性的二元化与发展环境遥相呼应 ,进一步规定政治发展的内容和逻辑。本文在合法性、发展环境、政治发展的框架内 ,讨论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的逻辑。

后发展国家的丰富资源与循环经济

通常认为,资源既能给国家、人民带来利益,又能给企业带来无限的商机,自然是多多益善。文章通过对后发展国家的资源环境进行分析认为,单纯的资源丰富对经济刚刚起步、产业结构不甚合理的后发展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来说,可能是一个劣势。为了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后发展国家应该以发展循环经济为主。

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展国家的崛起策略——论后发展国家“转型期效应”的消解方式

全球化使世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交融格局。这一格局本身有着不平等性,给后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带来了“转型期效应”,形成了后发展国家特有的发展困境。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克服“转型期效应”,应该运用“倾斜—协调”发展战略,以政府主导、制度创新、人才培养为三维突破口,校正差距和弱势,寻求崛起与治理之路。

网络扩张对后发展国家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变迁加剧、现代化压力和民主压力都十分巨大的后发展国家中，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复杂。

论农业精英在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影响

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起点是不同的 ,在大多数国家 ,由于社会变革不彻底或没有变革 ,致使地主这个传统农业精英被保留下来 ,在发展过程中农业资本家的产生并未导致农村社会结构根本变化 ,结果降低了政府的自主能力。农业精英与农民间的庇护关系和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 ,阻碍着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变。

可持续发展:后发展国家的特殊问题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基本的战略原则,其要求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后发展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又面临着一些特殊的问题。只有进一步明确认识,采取正确的对策,才能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世界历史进程中后发展国家命运的求解

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后发展固家虽然遭受了深重的灾难,但同时也获得了某种跨越式发展的机遇,这是历史的进步。马克思这一思想是我们今天考察全球化与后发展国家命运的钥匙。后发展国家在理论上要清醒地认识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实践上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还要加强团结与合作,为实现公正合理的全球化而努力。

马克思恩格斯对后发展国家的研究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对后发展国家的研究是我们今天考察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展国家前途命运的一把钥匙。后发展国家既要坚持“世界眼光”、积极融入全球化,又要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还要加强相互间的联系与合作,为实现公正、合理的全球化而奋斗。

后发展国家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与反本质主义

当代知识领域中的反本质主义,有助于我们认清概念的话语属性。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自然生成的文学,它首先是用来标榜文学现代性理念的一种修辞装置。为了走出"现实主义"的话语属性,我们应借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还原到后发展国家文学发展的具体现场和脉络当中,使其历史原貌得以复原。同时,只有把现实主义定位为现代性产物,并在现代性框架中对其进行释义,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现实主义在后发展国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求解世界历史进程中后发展国家命运的方程——马克思的研究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后发展国家虽然遭受了深重的灾难,但同时也获得了某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其发展道路的探索“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广大后发展国家要正确认识全球化的两重性,积极参与全球化,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时还要团结起来推动全球化朝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后发展国家经济危机的特殊形式

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几年来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存在两种可能性,并提出了避免掉入"陷阱"必须创造的条件和对策。但是,这种认识和判断是否确切,"中等收入陷阱"之说是否科学,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商榷。本文认为,把持续的经济停滞单纯和"中等收入"阶段联系起来,缺乏理论上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性因素是后发展国家的"后发劣势",其实质是后发展国家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形式;而之所以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则主要是因为,在实施赶超战略中长期坚持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我国有可能避免陷入长期停滞的唯一出路是,端正发展的指导方针,尽快转变发展方式;端正改革的基本思路,纠正"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

全球化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影响

全球化将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空环境。各国间相互依存和互动关系的增强导致传统的国家主权受到制约 ,具体表现为 :全球性经济组织的运行是以参与国若干主权的让渡和转移为条件的 ;公众信息来源的日益广泛化、多元化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约作用的扩大 ;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全球化对后发展国家的政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政治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双重影响 ,而且由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时进行 。

世界历史进程中后发展国家命运方程的求解——马克思的研究及其当代价值

对后发展国家的研究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有关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看待全球化,而且有助于我们探索这一背景下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路径。

科学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质疑

如何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相关范畴,不能认为是对历史事实和经典作家理论思想的科学概括和严谨归纳,对此理应提出质疑。一些"东方学"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多半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前理论家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独出心裁地构筑什么"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而是深刻总结"十月革命"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后发展国家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全球化时代后发展国家追赶先进生产力的经验和启示

全球化对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否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关键要看后发展国家如何应对。在这方面,分析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谋求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后发展国家生态环境困境的反思及其应对

后发展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工业化启动较晚,发展也相对落后。先发展国家往往凭借其在经济、政治上的先发优势,对后发展国家在诸多方面施加控制和影响,限制后发展国家发展。从生态层面上看,后发展国家面临着严酷的生态环境现实。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制度之维对后发展国家的生态困境予以深刻的反思,揭示了"生态帝国主义"、"不平衡的联合发展"背后的社会制度根源与资本逻辑。基于此,后发展国家需追求"环境正义",抵抗"碳政治"的绿色壁垒;落实"科学发展",协调好各方生态利益关系;共谋"生态治理",同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通过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对抗发达国家的等级优势和排斥性霸权,争取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规则和秩序来处置当前人类面临的环境困境与发展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