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全球发展治理新规范赋能——基于“发展安全联结”与“发展安全统筹”比较论析

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知识体系、知识间互动与规范效能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及研究价值,学界对此尚未展开深入探讨。目前全球发展治理规范困境主要源于传统发展知识垄断及治理实践偏差,具体涉及规范前提困境、规范导向困境、规范叙事困境,其核心问题是以发展安全联结为内核的旧式发展治理知识“先入为主”过度嵌入规范实践,致使新兴发展治理实践的规范改进效应被低估。为此,有必要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本源知识创新角度,探索新规范变革的自觉路径。以全球发展倡议为起点,对比区分发展安全统筹和发展安全联结,接入中国式现代化知识视域,可对应改进三类规范困境,实现全球发展治理新规范赋能。

“安全—发展联结”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关系脉络、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东南亚地区新近的安全问题和挑战蕴含着多元“安全—发展”知识背景。长期以来,安全和发展基于“安全—发展”事实本身,由早期的二元分割上升为联结整体,使安全和发展摆脱了原有的抽象分离的样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引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和发展互动迎来契机,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日益形成联结并进的新形态。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迈向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又助力经贸合作,成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行为体,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发展联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为区域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消解东南亚地区的矛盾、分歧和不确定性风险。这种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和东盟积极互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适、升华的产物,超越了纯粹中国—东盟双边范畴,为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建立提供了强大引擎“。安全—发展联结”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理念、目标、功能和手段四维内在逻辑“。安全—发展联结”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采取如下布局和策略进行实践探索:加强战略互信、拓展制度合作、夯实物质根基及深化文化交流。

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安全与发展的冲突

近年来,为满足各自发展与战略需求,美国与东盟大力开展数字经济合作。通过“安全—发展联结”理论对美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安全与发展互动进行分析可知,美国试图通过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护持数字霸权,抑制中国崛起,但这有悖于东盟实现发展与安全平衡的诉求,导致安全与发展发生冲突。因此,美国转而以“人的安全”为名,从数字基础设施等非敏感领域出发,通过构建框架、加强机制建设等手段推动与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以期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再平衡,满足东盟诉求。但由于东盟内部数字经济发展鸿沟、美国不稳定的合作承诺、东盟期望保持战略自主性以及双方数字经济政策分歧等因素的制约,双方的合作在数字规则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等数据安全问题上难得寸进。对此,中国可通过进一步细化合作规则、加强智慧城市建设及数字人才培养等路径强化同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

发展—安全互动演进的区域逻辑:以湄公河下游区域为例

发展—安全联结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课题,它们的互动关系深刻影响着全球秩序与安全事态,这在"区域"这一国际互动与研究的关键层面尤其显著。通过引入"发展"这一关键变量,提供一个包括"发展"在内的"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分析框架,探究发展区域主义在区域安全与互动演进中的角色作用。湄公河下游区域是东亚发展—安全复合体塑造与演进的典型案例,通过各种发展合作活动,该区域的发展—安全复合体实现了从初级到深入的演变,从安全互动主导的"战争前线"转变为发展与安全和谐互促的"商业走廊"。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区域主义起着关键的能动作用,在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改变着区域的互动与结构,也造就了湄公河下游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复合中心性与多元性、兼顾开放性与自主性以及在规范性与灵活性间寻求和谐的特征。

发展——安全互动中的全球基础设施议题

作为一种兼具公共产品与战略工具双重功能的议题,全球基础设施具有明确的发展与安全含义,因此,该议题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嵌入"发展—安全联结"的基本态势。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之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安全联结"都具备议题拓展的政治动力,两者互动推动着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领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更为复杂化的聚合,扩展了当前"发展—安全联结"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范围,也强化了基础设施对安全与发展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与"发展—安全联结"互动呈现出螺旋圈层的架构,即主要通过议题维度的立体配置逻辑、制度方面的双重建构逻辑和演变方面的系统嵌合逻辑等方式,更紧密地与"发展—安全联结"发生互动关联。一个"发展—基建—安全联结"正在浮现。全新的联结也在重新塑造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并在议题设定、行为逻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和运作环境方面影响着当前的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出现的"发展—基建—安全联结"可能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国外学界“安全—发展联结”研究探析

近年来,“安全—发展联结”成为国外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主要从理论、实证和政策三个层面展开。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安全—发展联结”的概念内涵,并辩证地解析了安全与发展的内在联系。实证层面的研究涵盖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部分学者以一些发展中国家为案例,考察了国内治理中的“安全—发展联结”;也有部分学者以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的对外援助为对象,剖析了援外实践中的“安全—发展联结”。政策层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安全—发展联结”的政策主体、政策内容和政策效果展开,涵盖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政策融合、政策运行效果及其优化等多个关键领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安全与发展良性互动的中国方案。

“安全—发展联结”下中国与东盟蓝色经济合作的安全基础

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是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题中之义,也是双方全方位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安全—发展联结”理论,中国与东盟的蓝色经济合作与海洋安全合作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逻辑关系,体现在蓝色经济的双重内涵本身关联安全议题与发展议题。蓝色经济的双重功能嵌入安全与发展的互动结构之中,其目标性角色推动安全的发展化,而工具性角色助力发展的安全化,蓝色经济的双重效应影响双方安全与发展互动的进程及其结果,由此导致“安全—蓝色经济—发展联结”的生成。在“安全—蓝色经济—发展联结”框架下,蓝色经济合作需要坚实的安全基础与稳定的区域环境,持续的海洋安全合作促进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的发展,蓝色经济合作会“外溢”到政治互信与安全互动。尽管蓝色经济合作目标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海洋安全合作,但是中美竞争、南海问题以及东盟成员国内政治等因素掣肘双方的海洋安全互动,进而影响中国与东盟的蓝色经济合作。中国需要通过夯实物质基础、强化制度建设以及构建互信格局等路径强化同东盟的海洋安全合作。

美欧对外政策中的“安全—发展联结”:演进与比较

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与欧盟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相关政策实践,呈现出发展议题被安全议题所主导的特征。其后,随着反恐态势的减缓,这种“安全—发展联结”发生了新的变化。从特朗普执政到拜登政府上台,美国对外政策出现了较大幅度调整,对国际发展合作的态度不断改变,最终藉由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重新实现了发展与安全的联结。在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之外,欧盟的国际发展合作政策呈现逐步安全化的趋势,并因2015年难民危机的冲击和2016年“战略自主”目标的提出而不断深化。通过比较二者的演进历程可知,维护自身安全始终是美欧对外政策的基本诉求,国际发展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美欧在政策调整幅度、议题侧重等方面有所差异,因其内部因素影响呈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仍将保持“发展从属于安全”的联结状态。

从安全到发展: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以中柬关系的演变发展为主线

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在对外援助方面更实现了从重要受援国向新兴援助国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在地区层面从重点关注地区和周边安全合作逐渐转向发展援助和发展合作,这一转变尤其体现在中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其中中柬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最具代表性。柬埔寨是中国第一个开展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无偿援助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国家,当前中柬政治互信、经济发展和战略合作都提升到了空前高度。本文借助“安全—发展”联结框架,以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范式转变为理论背景,梳理和分析中柬关系的历史发展和变化。为了维护柬埔寨国家安全与地区秩序,中国在柬埔寨战后和平重建进程中展开了积极的斡旋外交。在柬埔寨完成国家重建、开启经济社会重建阶段后,出于中柬两国共同发展的需求,中国对柬埔寨实施了以民生发展为主的经济援助与发展合作,中柬双方战略关系得到极大提升,呈现出从“以安全为导向”到“以发展为导向”的范式转变。

美国对外援助中的“安全-发展联结”问题

“安全-发展联结”是国家和国际政策层面的重要议题,是分析国家安全与发展关系的理论框架。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双边援助国,对外援助是其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的对外援助一直具有“安全-发展联结”的特征。虽然这种联结时强时弱,但根深蒂固。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和地缘竞争在政治、经济、科技、舆论领域全方位展开,美国对外援助再次呈现出“安全-发展联结”的强特征。这突出表现在援助机构与协调机制设置、援助资金流向与地区布局、援助叙事话语建构三个方面。“安全-发展联结”对美国对外援助产生了深远影响,使美国对外援助陷入了“安全-发展联结”的悖论:一方面,发展议题因为承载了安全目标而获得更多优先性和资金及资源,发展部门也因此获得更多重要性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因为安全目标的强势,对外援助领域的安全议题挤出发展议题,导致发展部门日益成为服务于安全目标的手段和路径,处于工具化、从属化和边缘化地位。当前形势下,认真思考“安全-发展联结”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