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提升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战略

当前,我国面临构建以我为主、自主可控产业链的新命题,“新质生产力”概念的适时提出为回答上述命题提供了关键有力的指引。从技术、要素和结构三个维度识别新质生产力的特征,认为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破解传统发展路径下形成的“二元创新结构”。立足于我国逐渐积累的“新型大国优势”,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思路在于强化“大国供需匹配机制”“人力资本偏向型创新机制”“体制型部门与产业部门融合机制”及“产业结构转换驱动要素配置机制”,进一步可分解为不同层面的创新路径选择:一是纠偏产业政策功能目标从“产能复制型扩张”转向“产业创新体系建设”;二是加快破除体制型创新部门融入产业链的“二元”体制;三是推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有序融合;四是以本地化创新集群强化区际技术优势互补;五是加快形成互动平衡的国内外一体化创新网络。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评价、影响因素及其维护策略

经济发展韧性是长期发展视角下经济体适应变革、持续演进和稳定发展的素质和潜力的综合体现。基于对经济发展韧性内涵的理论阐释,从基础韧性、规模韧性、结构韧性、创新韧性和制度韧性5个方面确立经济发展韧性评价维度,测算2000—2021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指数及各分项维度指数,并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稳步提升的演化趋势,在空间维度上不同地区间和各个地区内的经济发展韧性差异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基本特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影响因素和演化趋势,提出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维护策略。

中国式产能过剩:历史考察及对新发展阶段治理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四轮较为明显的产能过剩: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品过剩阶段、2003—2007年的部分工业品过剩阶段、2011—2015年的产能过剩全面加剧阶段、2016—2020年的重点行业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阶段,各阶段产能过剩的背景、表现、治理措施及效果不尽相同。历史考察发现,中国式产能过剩具有以下特征:产能过剩跟经济波动密切关联、产能过剩问题反复出现、产能过剩与落后产能问题并存、产能过剩形成机制深刻复杂。在新发展阶段,治理产能过剩问题既要推动存量过剩产能退出,更要从根本上构建预防过剩产能反复的长效机制,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工作:完善市场化法治化机制,构建过剩产能高效退出机制;推动政府治理机制改革,探索政府与市场结合新模式;加快科技自主创新,推动供需结构匹配;加快构建“管资本”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重点推动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

“王国文明”时期江淮地区冶铜业发展阶段研究

文章通过对近年来江淮地区夏商周时期聚落和矿冶遗址考古资料和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研究,认为“王国文明”时期江淮地区冶铜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夏王朝时期铜基冶金的建立、商王朝时期冶铜术的垄断和周王朝时期冶铜术的扩散。淮夷至少在西周时期已经掌握了冶铜术,历史上所谓“江南金锡”“吴越金锡”和“南金”应不仅指长江以南所出,还应包括整个江淮地区的铜产品。江淮地区既有广泛的铜矿开采和青铜冶铸活动,就不仅仅是东南金锡入贡或交易的一条通道。如果冶铜术经由欧亚大陆传播至中原地区,江淮地区冶铜术应由中原王朝主导,经由中原地区传入。

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几点思考

新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新发展阶段具有全新的特征,表现在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老龄化、市场经济新进程等多个方面。这些特征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塑造了社会流动的新格局。高水平的社会流动是社会活力的源泉。在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发生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分析社会流动的机制变化及其新趋势,并寻求理论解释,对于探讨进一步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的举措具有重要意义。为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亟需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消除跨地域流动障碍,打破体制壁垒,扫清先赋性、结构性障碍,促进社会代际流动,实现各社会阶层的和谐互动。

经济发展阶段、要素条件变化与区域产业演化路径:后发国家视角

演化经济地理学将知识与技术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重点关注技术关联在发达国家区域产业演化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对后发国家来说,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条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会影响技术关联的作用。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吸收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成份,构建1个新的分析框架,探讨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的阶段性调整。本文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刘易斯二元经济阶段、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后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增长理论、后发国家赶超理论和新熊彼特主义演化经济学等理论中提取3个经济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主要变动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发展阶段要素条件变化与技术关联综合影响下的区域产业演化路径。本文研究结果可对后发国家区域产业演化提供一定启示。

新发展阶段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典型模式及启示建议

选取安徽省W县、陕西省F县和四川省N县作为样本进行考察,研究表明安徽省W县的“严把五关”模式、陕西省F县的“四五三”模式、四川省N县的“五字诀”模式因地制宜探索摸清底数、确权登记、落实管理责任、规范管护运营与收益分配、严格资产处置等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新发展阶段,扶贫项目资产管理面临着“多头管”“理不清”“风险大”等现实问题,应加强顶层设计,多方协同齐抓共管;加强运营管护,提高资产绩效;加强分类管理,提升管理的精准性;防控多重风险,切实保护资产安全。

我国教育博士培养制度的建立动因、发展阶段与价值取向

教育博士培养制度作为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9年建立以来不仅满足了教育事业发展对不同类型教育高端人才的需求,而且促进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的优化。为深化对我国教育博士培养制度的认识与理解,本文选取我国部分教育博士培养院校进行深入调研,揭示了该制度建立的内外动因及其发展阶段。我国教育博士培养制度建立的外部动因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对优秀教师的需求,并受到西方主要国家教育博士培养经验的启发;内部动因则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及民众对优质教育的增长需求紧密相关。该制度的发展分三个阶段:以学习和借鉴美国模式为主的孕育探索期(1999-2008年);国家统筹与院校探索相结合的试点培养期(2009-2015年);以适应需求和质量提升为重点的持续发展期(2016年至今)。在我国教育博士培养制度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政治与学术精英组成的政策支持联盟对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教育博士培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体现出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重视和对知识实践性的强调,是一种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

新发展阶段推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才回引的逻辑与路径

重点帮扶县的人才短缺问题是当前制约乡村振兴最主要的因素。基于重点帮扶县地域特征、发展阶段特征、经济特征、人才特征的分析发现,重点帮扶县的人才回引存在人才结构失衡、人才发展空间不足、回引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和热情不高、回引人才留不住等现实困境。对此,一些重点帮扶县通过人才回引的政策实践、地方实践、乡土实践探索出了内外联动的引才实践逻辑。新发展阶段,为实现乡村人才振兴,重点帮扶县在人才回引过程中需要通过媒介宣传和交流平台建设,拓宽引才渠道;通过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着力改善人才发展环境;通过多种手段,强化乡村人才激励机制;通过引育并重,立足乡村所需,大力培育人才。

以提高福祉为导向的全球学习型城市建设——基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学习型城市建设作为推动城市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旨在通过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创新,为市民创造更加优质的生活环境。本文基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揭示了城市发展阶段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影响。初创城市、升级城市、成熟城市和转型城市各采取不同策略:初创城市聚焦卫生知识普及和城市治理,以脱贫解困为目标;升级城市注重提供丰富的文化服务,增强市民城市认同感;成熟城市强化健康意识教育,优化民生保障;转型城市通过规划引导与人力资源开发,推动经济转型。结合不同阶段学习型城市具备的多元、全纳、公平、可持续和包容等特点,文章提出以福祉为导向的学习型城市建设策略,旨在为全球城市规划者、教育专家及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与借鉴,共同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实现全球共同利益。

经营型治理: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中村庄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关中西部石头坡村的个案分析

乡村振兴中所演化出来的经营型治理逐渐成为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村庄治理中的一种有效模式。以关中西部一个村庄的个案为研究对象,从乡村经济-政治二维视角出发探析了经营型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治理所演化的逻辑转向。研究发现,村庄治理中的人才带动、公司化运作、国家政策的事中支持和针对乡村发展的阶段性任务转向共同形塑经营型治理的村庄治理格局。这种经营型治理对中国的乡村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经济型能人成为村庄的治理主体,经济型治理手段成为村庄的治理方式,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成为村庄治理的机制,村庄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

教师教学交往素养:构成要素、发展阶段与提升路径

教师教学交往素养是从交往视角对教师在教学中所应具备的品格与能力的审视与探讨,包括教学知识素养、师生沟通素养、引导帮扶素养与人际知觉素养四方面。从纵向来看,可划分为注重知识传递的基础阶段、关注学生发展的提升阶段和实现价值引领的高级阶段。为了提升教师教学交往素养,应建立教育性的师生交往制度,在教学交往中将促进学生发展作为核心理念,在教学交往中基于学生立场关怀学生成长,构建尊重—理解—对话的师生交往模式,建构个体教学交往哲学,支撑多维结构的教师教学交往素养。

新发展阶段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现实基础与实践路径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我国正式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这不仅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阶段性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汲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构想的基本内核,结合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和时代要求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怎样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路径依然需要从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矛盾入手,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依托新发展格局,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人才高地竞争发展阶段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建设人才高地是实现新时代人才强国的重要举措。建立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审视人才高地的竞争力水平和发展趋势,也有助于优化人才高地的建设路径。鉴于目前还未形成专业系统的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人才高地竞争力水平与发展态势如何评估尚未可知,故以国家竞争发展阶段为理论基础,将人才高地发展分为起步、培育、成熟和巩固4个阶段。研究发现,这4个阶段人才高地核心竞争优势来源分别为建设良好人才环境、加大人才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和促进可持续竞争力。因此,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的评价原则,构建包括人才环境、人才投入、创新能力和可持续竞争力在内的人才高地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我国人才高地建设和发展提供思路。

船山学发展阶段新论

经过重新论证,认为船山学在历史上的发展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官绅结合确立船山历史地位的阶段。“官”指朝廷和地方政权,“绅”指曾经任过官职的知识分子。这一阶段的时间是从船山逝世到辛亥革命(1692—1911)。二是在对立思维中研究船山的阶段。“对立”包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理学与反理学等之间的对立。这一阶段的时间是从中华民国建立到文化革命结束(1912—1976)。三是从文化角度全面深入研究船山的阶段。学者在这一段将“船山学”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从多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这一阶段是与内地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并进步的。

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驱动清远市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体育产业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清远市作为广东省的重要城市,其体育产业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利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将探讨数字经济驱动清远市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具体包括推进体育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提升体育产业数字化治理水平等,以为清远市十四五规划发展期间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为清远市的体育产业的从业者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指导,同时也为清远市政府在指导引领清远市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发挥政府职能献言献策。

数字孪生发展阶段研究

作为加速数字化建设、助推智能化转型的高效手段,数字孪生具备实时交互、弹性扩展、高度保真、闭环优化等诸多优势,受到国内外政府机构、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介绍由目标实体、孪生互动、数字实体和服务应用4部分构成的数字孪生系统参考架构,提出包含11个域、24个指标的数字孪生系统成熟度评价模型,分析数字孪生5个发展阶段(以虚仿实、以虚映实、以虚控实、以虚预实和虚实共生)的指标要求和典型特征。

新发展阶段下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探索——评《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城市功能优化与能级提升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层面的区域重大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聚焦京津冀地区是其重点内容之一。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如何进一步提升京津冀一体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摆在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大课题。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河北方案,河北省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重点打造四大战略功能区,即环京津核心功能区、沿海率先发展区、冀中南功能拓展区和冀西北生态涵养区。在此背景下,河北金融学院阎东彬教授承担的河北省智库重点课题《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城市功能优化与能级提升研究》,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需要,致力于明确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功能定位,提出了城市功能优化与能级提升的路径方案,为推进京津冀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转型发展阶段青年流动人才工作家庭冲突研究

青年流动人才是促进地域发展的生力军,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处于特殊的转型发展阶段,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青年流动人才的工作家庭冲突尤为显著,并与“60后”/“70后”人群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文章首先分析了青年流动人才的特征,然后基于工作家庭边界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分析了转型发展期青年流动人才工作家庭冲突的成因,构建了工作家庭冲突理论模型,最后从企业、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工作家庭平衡的对策建议。

新发展阶段下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提升探究

技工院校教师的职业能力,是教师高效完成教学任务,准确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基础。该职业能力体系,主要涵盖多个维度,其中包括理论知识的传授、实践操作的指导、教学组织的能力、教育研究的参与,以及语言沟通与思想引导等方面。它要求相关的教师需要具备将复杂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实现知识的内化,逐步提升其实际操作能力。因此,本文将基于新发展阶段,探究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提升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