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惜诵》看屈原的“发愤抒情”说

中国诗史上第一次使用“抒情”一词的是屈原的《惜诵》,虽然屈原没有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但他的“发愤抒情”之说,的确对后来的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巨大的影响,与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儒家的“诗言志”着重于政教的、讽谏的社会功能,那么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诗的主体个性的情感抒发与渲泄的作用。

发愤抒情理论的本体观照

在理论话语的不体观照基础上，把发愤抒情理论放在中西文论的历史坐标上进行梳理和比较，指明了发愤抒情理论的缘情理论的缘情求美的实质及其所昭示的人类情感、自我解放的取向。

“以警当世之道”——试述明清作家对“发愤抒情说”的继承与发展

清人潘德舆在论述《水浒传》一书之“愤”时,认为其作者是在“大声疾呼前代之乱,以警当时之道也”。这话,很有代表性。明清作家继承并发展了那个萌芽于先秦、成熟于汉代的“发愤抒情说”。他们在论述小说的社会功能时,不论是“大声疾呼前代之乱”,还是本朝之乱,都是为了“以警当世之道”,即为当代的人们敲起警钟,提出警告,以便找出改善的办法。“以警当世之道”,正是明清作家所以要继承并发展“发愤抒情说”的共同用心。

论王逸对屈原“发愤抒情”思想的阐扬与发挥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受经学思想的浸染，王逸的《楚辞章句》也遵循经学的思维模式，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品格。然而汉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王逸在对屈骚的注释与品评中，不仅承继刘安、司马迁，阐扬屈原“发愤抒情”思想，而且更是刻意褒扬屈原的个体性情，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屈骚“发愤抒情”的美学特质及影响

屈原作品中的"发愤抒情"模式,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既是其完成抒情主体精神建构的方式,也是其实现人生悲剧艺术化的手段。借助它,屈骚完成了从神话、巫歌形态向精神探索和心灵呈现的生命诗学的转变。正由于此,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创作原则而趋向于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特质,在整个古代文学史的流程中,它规范着古代诗文与现实及作家心灵之间的关系状态,成为一种原型范式。

《楚辞》“发愤抒情”说漫谈

从《楚辞》尤其是《离骚》篇的中心思想和写作艺术的探讨中不难发现,《楚辞》的一个重要写作特点就是"发愤抒情"。我们通过考察先秦时期《楚辞》中的中心思想和写作艺术,着重透视其"发愤抒情"的文学特色。

《谗书》——匡政济世、发愤抒情之作

《谗书》是一部匡政济世、发愤抒情之作。罗隐以儒家思想为内核写作《谗书》是为了自荐,而非自谗。罗隐洞悉时事,认为只要君明臣贤,挽救时局是有希望的;身处乱世,位居下位的士人也要保持操守。《谗书》的发愤抒情往往掩盖了作者匡政济世的目的,作品中浓烈的情感是由若干因素凝聚而成的。

发愤抒情论的中西比较谈

发愤抒情论，源自屈子，中西攸同。通观中西发愤抒情说和忧郁造艺说的整体流变，在意义选择和理论价值上，主要表现于艺术动力机制和创作心理机制两个维面。作为情感表现理论，两者都把情感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在表现方法上，有同有异，但以异为主导。中国的表情法理论发展是沉滞而无序的，古典色彩较浓；西方则是深入递进的，现代性色彩较浓，能够通过形式创造摆脱压抑而成为自由积极的惰感，促进人类情感的不断自我解放。

从“文学场”看“发愤抒情”文学传统之形成

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文学场”在“权力场”中的这一位置决定了它具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中国古代“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肇端于屈原而形成于司马迁,其形成是“文学场”向“权力场”疏离的必然,这种疏离昭示了文学场“输者为赢”的运作逻辑。“楚辞”也被作为“发愤抒情”的范型而为后世接受。

试论《离骚》“发愤抒情”的情感性悲剧美学价值

《离骚》"发愤抒情"具有"愤"的情感性美学特质。"愤"作为作家主体的一种创作动力,不仅仅止于诗人自身的忧思,而是悲剧意识下集体主体所赋予的代表国家利益的公愤,是整个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其中包含着深广的忧患,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因而也具有普遍的审美意义,这也正是发愤抒情特有的情感性悲剧美学价值。

楚骚“发愤抒情”说对汉代“情性”思想的影响

楚骚文化是建立在楚地文化风俗基础上的一种独特文化,蕴含着意蕴深厚的美学思想,并积淀于汉代艺术的文化精神的深层。在中国诗学发展的逻辑链上,屈原及其骚体诗创作实践以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对于魏晋时才标举的"缘情"说,具有奠基和示范的重要价值。

“发愤抒情”说

在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发愤抒情”说一直在闪耀着“干预生活”的锋芒，始终在启迪着一切进步的文学艺术家。 “发愤抒情”说，成熟于西汉时代的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彦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曲笔见意 发愤抒情——读《管晏列传》

明人王维桢读《史记》有言;太史公之文: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自旁入,意列笔随,思余语止”,让人“竟不得其要领”。本人以为,《史记》之文诚实有之,非反复研读,则难领会其旨意。本文就《管晏列传》谈点肤浅的看法。 《管晏列传》是春秋时期,齐国两位相距百余年的政治家管仲与晏婴二人的合传。《史记》列传内,二人合传的不少,而命意各不相同。如苑睢、蔡泽合传,以其早年困厄后成其功名;屈原贾谊合传,以其宏才命世而不得善终;窦婴、田蚣合传,以其同为国戚而权势消涨相纠等等。《管晏列传》较之上述诸篇,命意有所不同。若以同为政治家而合传。

从发愤抒情看高二适和沈尹默的书风

沈尹默是现代帖学一脉的代表人物，其行草书面目清健，典雅秀润，用笔尤精；高二适则钻研章草，殚心竭力于草书的纵横出新，其书风骨道劲，高古洒脱，一派名士气息。二位虽书风不同，秉性各异，但在书法创作中的“发愤抒情”，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论屈原“发愤以抒情”对后世的影响

屈原在《惜诵》的开篇便说:“惜诵以憨兮,发愤以抒情。”这不仅是理解屈原作品的症结,而且是一道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美学命题。王逸在《离骚经章句》序中说:“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说:“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王逸从汉儒说经的习气评屈原的作品,朱熹从宋代理学家的观点评屈原的作品,虽都失之偏颇。

屈原“发愤以抒情”新探

一、“愤”就是“怒”吗? 有人提出“发愤以抒情”是屈原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这是很有道理的。屈原《九章·惜诵》开篇就提出“发愤以抒情”,可以说概括了屈原诗歌创作的总特征。屈原作品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抒情性,而情因愤生,他的作品强烈的悲剧美感力量源于一个“愤”字。对这个“愤”

“发愤”抒情,神通质异——屈原和司马迁“发愤”抒情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都有"发愤"抒情说。二者相通于"发愤"的精神,但"发愤"抒情又有其内在不同的品质,这不仅是个体"发愤"抒情之差异,更是时代精神的差异。

“发愤以抒情”视域下对士人处境的思考

"发愤以抒情"是屈原骚赋的基调,它是个人忧愤和忠君爱国的情感交织,是个体与国家政治相冲突的真切表现。士人阶层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群体,在西汉时期处于从属地位,其文化属性大于政治属性,到东汉其重视度提升,对士人的品行也有了新的关注,而魏晋士人有着高度的自我觉醒意识,宋代士人则呈现出士人面对双重角色的自我矛盾。士人阶层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自身双重身份的属性也越发明显。士人阶层自我身上呈现出的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的这种张力,是士人在入仕时不可避免的尴尬,也是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固有冲突。

发愤著书:一种古典情感美学观

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典情感美学思想中一个突出的理论观点.作为一种美学观,它重在主体内心怨愤情感的自由抒发,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在我国文艺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文艺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鉴于这一理论问题至今未得到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专此试作论述.

论抒情

抒情是文艺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与叙事相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以抒情见长,中国的文论、美学也多偏于抒情理论,从而形成了足以与欧洲分庭抗礼的独特传统。但是,几十年来,我国的文艺学研究偏重于叙事方面,不仅造成了理论体系的倾斜,而且也同本民族悠久而丰富的抒情艺术传统形成严重脱节。“抒情”范畴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既可以泛指艺术活动表现艺术家内心情感的特征,又可以特指偏重于艺术家主观表现的艺术活动与作品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