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命题的复义性及其文化史观照

现代意义上的“发愤著书”命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但只停留在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层面,而非整体观照阐释史中的情感指向、作品序列与负面效应,恐难以全面把握该命题丰富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从情感指向看,司马迁以“怨愤”为“发愤著书”的主基调,符合历史人物与史家本人“积怨而发愤”的情感逻辑。以作品序列观之,自司马迁起,后续的发愤者连同所著之书不断被纳入“发愤著书”的经典行列。结合阐释史来看,揭示所著之书具有明道言志、授业解惑、针砭时弊、利济众生、脍炙人口等特色,确实可以彰显“发愤”的正面价值;但发愤者的“不平”之感有时也会带来所著书的“不平”之弊,所以治学者还需警惕“发愤”导致的恩怨、过激乃至自相矛盾等负面效应。

“集体记忆”下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建构及意义

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观照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其亦深蕴层次丰富的人格精神与文学价值。在“集体记忆”的观照下,司马迁通过“发愤著书说”,首先,实现了个体在情感、现实以及精神层面对于生命困境的超越;其次,历代失志之士皆可如司马迁一般从圣贤这里找到现实路径和价值归属感,进而营造了一个“记忆场”,在这个场域中相互学习、记忆、共享;最后,“发愤著书说”所树立的穷且益坚的人格精神基于司马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死得其所”价值观的沉淀与凝铸,并使其有了进一步升华。此外,就文学价值而言,用典的极致化是“集体记忆”不断被塑造层累的主要文学手法,司马迁据事类义、援古证今,极大地提升“发愤著书说”的情感张力,展现使事用典的艺术魅力。

“发愤著书说”平议——古代文学争论热点研究之一

本文试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加以深究,拟此短文,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发愤著书”说的神圣诗学内涵之考释——《史记》阅读札记之四

在司马迁那里,"发愤著书"的命题脱胎于"穷愁著书",是"穷愁著书"的升华。理解这个命题需要从"发愤"和"著书"两个词的语境出发,展开一种历史语言学的追踪,以此为前提,所谓"发愤著书"只能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由圣人完成的活动,这决定了它的神圣诗学内涵——借助叙事形态重新恢复人作为信仰者的身位,最终期望到达对天人性命之道的领悟。

论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创作实践,总结前人著书立说的普遍现象,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他认为作者郁结忧愤,有感而发,就能创作出批判黑暗现实、反映生活本质、充满真情实感的名篇佳作。发愤著书说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桓谭、王逸、韩愈、欧阳修、李贽和归庄等人都赞同和阐发这一理论,使之不断地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

论“发愤著书说”在中国古典史剧创作中的实现

受中国传统诗学发愤著书说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创作历史剧时有着强烈的情感倾向:抒发作者科场蹭蹬、知己难遇、去位巷处的忧愤之情。情感支配创作心态,进而表现为历史剧创作中题材选择的现实写照性与主旨表达的自喻性、补偿性。文人创作的历史剧不仅展示了历史剧作品所描写的既往历史,也反映了文人剧作者身处其中的当代史以及文人剧作者个人的命运史。

发愤著书:一种古典情感美学观

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典情感美学思想中一个突出的理论观点.作为一种美学观,它重在主体内心怨愤情感的自由抒发,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在我国文艺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文艺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鉴于这一理论问题至今未得到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专此试作论述.

“发愤著书”对《史记》写作宗旨的升华

《史记》表现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心理状态,不过"发愤著书"不是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创作主旨应该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他身陷刑狱而交游莫救,从而认清对人世的真相,并从经济的角度审视社会的发展,在忍辱痛苦中反思生死之理,他蒙冤却有口难辩,进而究天人之际,升华了《史记》主题,彰显了《史记》的写作主旨。

情归自然：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以情感作为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重在揭示社会政治、现实生活和人生际遇等客观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以钟嵘的"怨愤说"和刘勰的"蓄愤说"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为例,阐释分析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和审美价值,探讨"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轨迹。

明清时期文人小说家“发愤著书”纵观

发愤著书,是明清时期文人创作小说的主要动因之一。文人发愤著书,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到"借乌有先生,发泄黄粱事业",再到"写自家见闻亲历,抒穷愁不平之志"的演进过程。这是小说家由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观照的过程,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由改编走向独创的过程。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小说家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性皆日趋增强,而小说反映社会、抒情言志的艺术功能也越来越强,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水平高超的传世之作。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再考辩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一个影响较大的命题,但司马迁的本意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作者的痛苦和不幸可以转化为创作的动力",也不是在作品中抒发"愤懑"、"怨愤"之情。"发愤著书"说实际上是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对其人生价值的思考。司马迁从历史人物身上看到,尽管他们本人遭受不幸、苦难和侮辱,但却无损于他们作品的价值。司马迁由此为他继续创作《史记》找到了价值依据。

王逸《楚辞章句》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因革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其实由三个方面构成:第一,"著书"能抒发忧愤,忧愤之情同样也体现于著述之中;第二,"著书"虽属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之举,但这种在不幸遭遇和愤懑之情激发之下创作的作品能够流传后世,引起后世的认同和共鸣,亦能不朽;第三,不幸遭遇和坎坷经历更能激发"有所作为的发奋",成为完成伟大作品的客观动力。王逸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既有继承,又有所革新。他所理解的"愤"与司马迁不同,同时又缩小了"发愤著书"说的内涵,也缺少司马迁那种批判时政的勇气。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

'发愤著书'历来被视为司马迁创作思想的核心,且多据此认为史迁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发泄于<史记>之中.究其实,'发愤著书'乃是挫辱之下的发奋振作,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

浅议“发愤著书”与“穷而后工”

司马迁在《史记·报任安书》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与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的"穷而后工"说,这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穷而后工"说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发愤著书"说,而且"愤"和"穷"所指相同,它们是同源之水,一脉相承的,但其在文学理论批评的范畴和文学艺术创作中所提出的理论要求上又不尽相同,并且在中国文论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司马迁“发愤著书”与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认同

司马迁以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强烈认同感而作《屈原列传》,对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伟大的人格精神,坚贞的意志品格作了极高的评价,高度赞赏屈原的伟大文学成就,并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一个价值前提,即追求生命价值之不朽。鲁迅说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道出在文化精神上司马迁与屈原的一脉相承之处。

维汉“发愤著书”说之比较

古代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发愤著书”说文学思想,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点。相同点是:双方都注重通过著书使自己声名不朽,并看重抒写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不同点是:维吾尔族注重著书的社会历史作用,汉族关注主体感性生命的延续,而且强调在身体残废的情况下发愤著书;维吾尔族则看重知识文化的传播。

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之维——从“发愤著书”“不平则鸣”到“穷而后工”

从汉代司马迁"发愤著书",到唐代韩愈"不平则鸣",再到宋代欧阳修"穷而后工"的诗学命题,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诗学的一条理论线索,集中呈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发展的审美倾向,反映了不同时代诗人创作的生命激情和悲剧价值,呈现了作家的创作动机,揭示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本源,展示了中国传统诗学一种特殊的审美价值。

从“发愤著书”到“穷而后工”——论中国古典文论的整合性

尽管有着《文心雕龙》和《原诗》这样高度系统化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国古典文论在总体的形式结构上仍呈现为散点式、非系统化的特点,但这种外在特点并不能掩盖古典文论自身所具有的能够系统化的自觉整合性特征,而这突出的在"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两个范畴中体现出来。深层透视和重新解读"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内涵,即可窥见其中内具的独特而典型的中国古典文论整合性。"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揭示了主客观因素对创作实践活动有着深远影响的特殊规律,更重要的是它从文学活动的四个环节: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全方位对文学发生论、文学创造论、文学接受批评理论的揭示,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其特有的系统整合性使其在中国古典文论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因此,不仅在古代,而且在当今时代仍然会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和现代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