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考古发掘资料的遗址地形三维重建实验研究

地形地貌是遗址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地貌重建尤其是微地貌重建对于回溯遗址存在时期地理环境特征,探讨古人类选址、遗址形态布局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和设备被运用到考古学上[2]。传统考古学在宏观尺度下的定性描述转化为现代数字考古中微观尺度的定量描述成为遗址地貌重建研究的发展趋势与需求[3]。在此方面,数字摄影测量[4]、三维激光扫描[5]、GPS等技术被广泛应用。

浅谈博物馆田野考古发掘资料的数据化建设——以南越国宫署遗址为例

田野考古发掘资料是博物馆进行考古整理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是文化遗存的附属档案。为永久性保存和便捷利用这些资料,博物馆采用专业高清扫描技术对这些资料进行扫描数据化,开发相应的系统软件满足当前研究、整理、利用和管理的需求,方便随时随地共享交流,为智慧博物馆的建设提供基础支撑。

考古发掘资料图数据库的语义关联构建研究

[目的/意义]针对原始资料整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可实现考古发掘资料数据化转换和语义关联的方法,帮助考古学工作者规避低效流程。[方法/过程]首先,结合实例对人文学科原始资料的特征进行解析,设计原始资料数据化转换的过程和方法;其次,选取新疆和静察吾呼墓地的考古发掘资料为实证数据来源,构建考古发掘资料图数据库;最后,以文物间的共存关系为例,实现考古发掘资料图数据库的语义关联构建。[结果/结论]考古发掘资料图数据库及其语义关联的构建,为考古发掘资料的数据化转换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在数字人文领域有推广价值和实际意义。

4K彩色修复工作链中的影像考证与资料发掘

本文以重大题材作品中的珍贵历史影像“焕新”为焦点,解析导演在4K彩色修复全流程工作链中的重要功能,尤其在“影像考证、资料发掘”方面如何为修复打好基础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工作推进的典范,在镜头变化前后的对比中,我们充分感受到数字修复技术赋予黑白历史影像艺术新生的强大能力。

《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资料集》(二)简介

《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资料集》（二）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发行。本书16开本，正文310页，字数约46万字，文后附彩色图版16版，定价208元。

《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资料集》(一)简介

《金沙遗址考古发掘资料集》（一）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联合编著，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发行。该书为16开精装本，正文共362页，约55万字，文后附有彩色图版14页。定价208元。

数字化时代下高校学生英文资料发掘能力培养的探究

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为高校学生英文资料发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就对数字化时代下高校学生英文资料发掘能力的培养进行探究,并为该能力的培养提供相关的策略。

新中国第一部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专刊的特点及其学术影响——重读《大汶口》有感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是我国山东省继《城子崖》之后的第二部田野考古专刊,报告公布了1959年夏第一次发掘山东省宁阳县堡头村西133座墓葬的全部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从其发掘的时间看,大汶口墓地并不是新中国第一次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墓地。但是,这批发掘资料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之大,尤其是报告整理、编写。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

棉花和棉织品是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我国普遍种植棉花大约在北宋时期,即十一世纪。但是在西南、西北边疆地区,植棉织布的历史却是很早的。以新疆地区而言,不仅我国古代文献有记载,而且近来也获得相当一部分考古发掘资料,两相印证,使我们对古代新疆地区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有了一些初步了解。现将个人看法提出来,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指教。

面向叙事的考古发掘登记资料的语义关联模型构建研究

【目的】为保证考古发掘登记资料知识的可共享性,促进人文学科的知识融通,以多维度语义分解的叙事逻辑分析为基础,通过构建本体模型,实现考古发掘登记资料知识的多元关联组合和多维叙事展示,促进数字人文方法在考古发掘成果整理中的应用。【方法】对考古发掘登记资料中的知识结构与叙事逻辑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确定本体构建方案;调研文化遗产领域中流行的CIDOC CRM本体模型及其扩展的CRM本体族,确定相关本体的可复用性;然后,从考古学遗址、遗迹、遗物三个子域对相关知识进行语义对应,确定实体类;最后,以考古发掘登记资料中的叙事逻辑表示为目标,确定各实体类的对象属性和数据属性,实现本体模型构建。【结果】结合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的考古发掘登记资料,实现遗址与考古发掘活动的语义关联,探索了具有知识挖掘价值的墓葬遗迹、出土遗物的拓展性语义关联方法,形成一系列叙事展示。【局限】焉不拉克墓地的资料虽具代表性,但遗址规模较小,实际应用场景的复杂性可能更高。【结论】本文构建的语义关联模型可从知识单元层面实现符合考古学学科知识结构和叙事逻辑的知识表示。

计算机技术在考古资料管理中的优势

考古发掘工作是文物保护保管、陈列展览的前提与基础,它也为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实物资料,要使考古发掘资料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就必须采用现代化、科学的管理模式,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为博物馆的考古发堀资料的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地域超越、时间区隔与资料建设——论屯堡学建构中的几个问题

在屯堡学的建构过程中,应当把隐藏在屯堡背后的卫所突出出来,设定具有超出特定区域的共性议题,以促进屯堡文化研究的地域超越。在屯堡研究的时间维度上,一方面还需进行深入的溯源性研究,另一方面则要进行复杂的历时性区分。基础工作方面,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进行系统性的资料发掘与整理,以适应或突破新资料出现为特征的专门学问产生模式,也是屯堡学建构中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从繁昌窑青白瓷制作看“二元配方”工艺的产生

安徽繁昌青白瓷窑址位于皖南北部、长江之畔的繁昌县境内，其窑址散落在县城周围的丘陵山坡上。该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安徽省文物考古部门曾先后四次对其进行小规模的试掘。为对繁昌窑遗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200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与安徽省文物考古部门合作，对繁昌柯家冲窑址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清理出北宋时期龙窑窑炉一座、作坊遗迹一处，获得大量瓷器、窑具标本。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该窑创烧于五代时期，发展兴盛于北宋早期，北宋中期后开始衰落，至北宋晚期基本停烧。

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

汉武帝时代占有河西、列置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显著。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考察,限于资料的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士卒贳卖衣财物,是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河西"市"的繁荣为织品贸易提供了便利。活跃的西域"贾胡"可能亦对这些商品继续向西转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河西毛织品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的认识。

商代晚期的家畜和家禽

一商代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的奴隶制国家,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居于主要地位,在此基础上,手工业、牧畜业和商业等部门都有较大发展,文化、艺术也得到相应发展。考古学上对商文化的分期及各期的年代问题,目前存在分歧意见,本文采取下列说法:1.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或三、四期为商代早期;2.郑州二里岗文化为商代中期;3.殷墟文化一至四期为商代晚期(或称殷代)。商代晚期,人们已积累了豢养牲畜的丰富经验,加上殷王室对某几种牲畜的特殊需要,更促使了六畜的空前蕃盛。同时,新石器时代以来,未被驯养的禽鸟,这一时期可能已被驯养,从而出现六畜兴旺的图景。本文主要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对商代晚期的家畜。

试析早期铜器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

关于中国早期铜器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近年来，已引起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早期铜器的出现不仅促使生产力发展水平发生质的飞跃．而且表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将要发生巨大的变革。铜器作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起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就早期铜器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先秦时期的木质农具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人类要生存,国家要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而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得发展农业,所以古人说:“农为天下先”。农业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革新,是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今天我们要研究古代农具史,必当首先重视对古代农具史的研究。史学家根据劳动工具的质料,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为石器时代。

论都江堰与蜀文化的关系

都江堰创建于两千二百多年前,至今不衰,是一重要水利工程与珍贵文物的结合体。都江堰创建之时,正是蜀文化继续发展之时。蜀文化中的水利科学、宗教意识、神话传说,在都江堰身上都有反映。通过对都江堰的研究,我们可进一步认识蜀文化的内涵。这一课题,以前无人进行过研究,这里首先提出不成熟的意见,以求引玉。 一、李冰建堰时对蜀神的借助 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的映证,李冰在带领蜀人创建都江堰时,曾大力借助于蜀文化中的宗教意识、神话传说,来号召、组织、鼓励蜀人,

淄博地区先秦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近年我们为配合文物保护和地方史的研究,重点对淄博境内先秦文物进行了系统调查和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发掘资料,并对淄博地区先秦历史的某些专题进行了研究,亦获得一批科研成果。兹予介绍:一自1981年始,我们配合文物普查工作,基本上摸清了淄博地区先秦文物的分布状况,为淄博地区先秦历史文化和文物的专题研究打下了基础。考古调查资料表明:淄博境内的先秦文化遗址分布不仅灿若群星。

远古时代中日交往初探

据中国正史记载,中日交往始于两千年前。然而,近年来中日两国考古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地质学、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表明,中日交往可_L溯到地质学上的洪积世 (更新世)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即十几万年前的远古年代。这就进一步说明中日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本文主要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和《山海经》等仅有的文字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