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科学发现优先权竞争的科学期刊发蒙之考略

考察16世纪以后科学信息传播体制的发展脉络。通过牛顿等科学家科学发现优先权争执的公案分析,归纳出科学研究个体和科学研究能力体系(SRAS)对于获取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关注方向。对造纸术、印刷术、物流业等的考证发现,15世纪以后,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具备以文字传播为形式、邮局发送为路径、印刷复制为工具的基于纸张印刷物的信息传播载体结构(IDSBPP)。以科学发现优先权授予规则为线索,通过考证发现,在15世纪下半叶以后,形成了以科学学会为体制的科学共识评判体系,创立了以科学评论、科学通报和正式论文为主体的科学信息报告形式,加上学会创办的科学期刊,组建起一个原型化的基于科学期刊的面向科学发现优先权申报体制。在自然哲学分化为更多的专业学科领域之后,形成了专业科学期刊。科学期刊是为适应科学发现优先权竞赛而创造出来的革命性科学信息传播体制和工程平台。

略论微积分发现优先权之争

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发现的优先权之争在数学史上一直是个谜 .传统的看法重视了对直接的和个人方面原因的探讨 .从科学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角度看 ,争夺发现的优先权具有必然性 ,同时对于科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正面意义 .

科学发现优先权是一把双刃剑

本文以物理学史上科学家们之间为获科学发现优先权竞争的真实事件,探讨并阐释了科学发现优先权如同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维护科学家们的权益,激励科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加速加快在一个特定领域的科学知识发展,但它也能加剧科学家们相互间的争执,甚至导致个别科学家采取不适当、不合理的方法侵犯他人科学发现优先权。

论勾股定理发现优先权标准

衡量勾股定理发现优先权有三个标准,一是特例表述、二是普遍化表述,三是证明。第一,中国这三者均首次出现在《周髀算经》,公元前十世纪的商高定理是特例;曲安京教授认为它体现"寓理于算"的证明思路;直到公元前七世纪陈子对话才有普遍化表述。第二,巴比伦泥版Plimton322的研究显示,六千年前巴比伦时代的毕达哥拉斯数组已经高达万位,未有证据表明巴比伦数表具有几何学含义,也未有证据说明巴比伦人掌握定理的一般表述。第三,很可能公元前六七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只是依据特例肯定所得结果,到了公元前四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晚期才实现证明;目前未见直接证据显示中国与巴比伦数学间交流,中国"形数统一"的证明传统区别于古希腊"算术与几何证明分离"传统,体现两种文化各自独特的数学传统。

从屠呦呦获奖浅析科学发现优先权问题

科学发现优先权是科技成果评价的核心标志,也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屠呦呦获奖的案例分析,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界定、内涵及其意义作了初步探讨,提出了科学发现优先权具有从三个方面促进科学进步的作用:其一,从产权上激励科学家;其二,有效安排科学评价制度;其三,公正评价科学活动。

科学发现优先权视角下的“网红科学家”现象研究

在后学院科学背景下,科学发现优先权可以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与经济利益。有学者甚至认为,科学已经从学院科学时代下“为了公众利益的科学”演变成“为了私人利益的科学”。当前,由于移动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发达,借助于新媒介的广泛传播作用,出现了一些因为科学发现优先权而受媒体和公众异常关注的“网红科学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案例研究发现,部分“网红科学家”及其背后组织,重视了科学发现优先权中独创性所表征出的时效性,但忽视了科学共同体的承认与检验。“网红科学家”主张的科学发现优先权,如果通不过科学共同体的检验与承认,其自身以及背后支持组织也会受到“网红”这把“双刃剑”的损害。

从科学史角度解释科学发现优先权争论的两个案例

默顿将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争的深层原因归结为科学体制的规范性要求。默顿科学奖励概念的来源是强调知识创新的原创性或独创性,这些是其优点;他有关同行评议的模糊性是其缺点。用科学史的方法对两个例子进行分析,说明处于对立双方的科学家在科学创新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显示这一方法的优点。

Science 2.0:科学运行机制的新挑战——网络时代科学发现优先权与知识产权问题

Science 2.0使科学活动全面开放、即时共享,由此必将引发科学发现优先权和知识产权的一系列新问题:首先是优先权的判定将由以科研成果为主转向关注整个研究过程,随着科研主体的不断变化、科研过程的全面开放,优先权归属面临新的判定难题,需要重新考虑划分标准和判定规则;其次是优先权确认机制的变化,由于科研成果发布方式从传统媒介向在线网络的转移,传统的以纸质媒介为主要依据的优先权确认机制亟待更新;最后,知识产权政策也面临新的挑战,网络时代信息交流的便捷、廉价,传统期刊的运营模式日渐式微,集体协作对数据分享的急迫要求等都使得知识产权政策必须正视并予以及时更新和调整。

论古代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确立原则与判定标准——以勾股定理与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发现为例

通过对勾股定理与毕达哥拉斯定理发现与证明方法比较,考证了中西方对勾股定理的发现均符合现代科学发现的定义,提出了中国与西方几乎同时独立发现勾股定理。根据时间敏感性差异原理,指出了古代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确立原则和判定标准,中西方这种独立的发现开辟了中西方科学发展的不同模式。

预印本大繁荣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确认机制的挑战及其应对

科学发现优先权由"公开披露"和"承认"2个步骤共同确认。预印本平台的兴起使"公开披露"时间从"期刊发表日"提前到"发布预印本日",深刻改变了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确认标准,但同时也带来了预印本论文质量不稳定和可信度低等隐忧,加大了严格验证科学发现的需求和要求。因此,作为科学发现优先权竞赛的体制化产物的科技期刊,一方面应加强与预印本平台的合作,建立期刊专区,以满足科学家发布预印本的现实需求并挖掘优质稿源;另一方面应将发表后评论作为同行评议的重要补充,充分发挥其质量审核和稿件过滤的比较优势,对科学发现进行更广泛的有效验证。

多重发现与发表策略——以J/Ψ粒子的发现过程为例

在竞争激烈的大科学时代,多重发现引起的优先权纷争时常发生。为保障科学家自身的合理权益和科学的健康发展,成果发表通常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当新发现的真实性得到充分确认时,应及时公开发表。对发现的确认包括仪器运行的稳定性、实验的可重复性、分析计算的准确性等。二是在新发现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应当寻求同行重复验证,包括用相同方法与不同方法的检验,成果可联合发表。三是选择适当时机发表阶段性成果。在研究过程比较复杂而漫长的情况下,有阶段性成果应及时发表,以确保阶段性的优先权。最后,在获得学术同行评议认可之后,在公众媒体报导。

科学争论的社会建构——对比三种研究路线

因科学争论为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及科技与社会研究提供了观察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进程的独特视角和素材,这一领域得到了科技研究领域学者的广泛研究,SSK学者更是通过争议研究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学界对科学争议研究多有介绍与梳理,但既往述评忽视了经典科学社会学、SSK以及探究科技争议的社会政治影响这三种主要的争议研究路线的差异与联系,也未系统分析科学的社会特性对不同类型争议的影响。本研究以考察科学争议的社会性为线索,分析对比了上述三种研究路线,并探讨了SSK学者所倡导的科学的社会建构在分析公共科学争端时的局限性。

新时期科技期刊编辑如何增强政治意识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推动期刊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期刊人的神圣使命。科技期刊不仅承担着确认科学发现优先权、传播科学知识、积累科学文化、促进成果转化、引导科技创新的重任,还承载着学术评价、学科建设、学风净化、人才培养、交流合作等重要功能,它是现代科学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艾滋病毒发现权之争调查到科学不端行为调查——盖洛案例的调查历史研究

1984年法国蒙特尼与美国盖洛争议艾滋病病毒发现权与病毒测试专利权,1987年美国公共卫生局认定二者共享专利权;1989年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建立并组织调查盖洛事件,1992年最终判定盖洛无科学不端行为;1993年新改组的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重新审查盖洛案件,依据新科学不端行为定义判定盖洛具有不端行为;此后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上诉委员会受理盖洛上诉后,反对新不端行为定义标准,撤消对盖洛的指控。盖洛案件前后历经10年,经历从艾滋病毒发现权的民事诉讼到科学不端行为的行政诉讼,其间涉及调查机构变动,促成不端行为定义规范,直接导致无听证会调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