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之友:发现真实的扩展与限制

发现真实是诉讼的真谛。对抗制是英美法系发现案件真实的最佳选择,却也可能歪曲案件的真相。法庭之友有利于矫正对抗制的弊端,帮助法官发现案件真实,实现司法正义,已成为对抗制并蒂难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庭之友极大地扩充了法官发现案件真实的制度空间,同时,法庭之友与特定的证据制度的结合又可能阻碍案件真实的发现。法庭之友就是在与真实发现的扩充与限制中发展与兴盛起来的。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发现真实——兼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混淆了证明标准和证明要求的内涵。受此影响,三大诉讼法长期奉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都是以客观真实或者"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忽略了三大诉讼法性质的不同以及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比较两大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我国民事诉讼应该以形式真实为证明要求,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同时,根据案件性质、证明对象和结案方式等的不同确立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

从发现真实到证明标准的转换——以发现真实相关理论为基点

证明标准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足以再现案件的事实。证明标准与发现真实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性。目前有关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学说主要有客观真实说、或然性权衡说、多层次说和否定说,但这些学说都值得商榷。同样目前的发现真实的学说亦有一些缺陷。本文认为以发现真实的相关理论为出发点去建构一个多层次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才是合理的。

我国民事诉讼争点整理程序探析——兼顾发现真实和诉讼效率

我国规定了民事诉讼庭前会议归纳争点的内容,这与英美法系审前程序发挥着固定争点的功能有实质上的区别,我国民事诉讼争点整理程序没有采用"固定争点"这一概念,其主要原因与审前程序发挥的功能、诉讼模式和追求实体真实有关。完善我国争点整理程序,应当区分"明确争点""归纳争点"和"固定争点"的内涵,在兼顾发现真实和诉讼效率的基础上,设计审前程序与诉讼模式接轨。

历史与逻辑、对立与统一:民事诉讼中的发现真实探析

纵观民事诉讼制度特别是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交织融合,二者统一于发现真实;民事诉讼中的发现真实具有实在性和必然性,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民事诉讼绝不能满足于法律真实,在一定程序、一定时间和一定成本的许可范围之内应当超越法律真实,力争达到客观真实。法律真实可以结案,但很可能不能了案,达到法律真实只是最低要求。接近客观真实要坚持实效主义,要靠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办案手段。

证明、查明与拍板——真实发现途径与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

就真实发现途径而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通过控辩双方的积极对抗发现案件真相,可以被称为"证明"模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通过国家机关的职权作用发现案件真相,可以被称为"查明"模式;我国虽然强调公、检、法三机关的职权作用,但司法决策权主要由长官行使,因此可以被称为"拍板"模式。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方对抗能力不足,诉讼各方难以胜任对抗式审判方式,民众更希望国家机关查明案件真相。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在短期内更应当强调国家机关在查明案件真相中的作用,我国的诉讼模式应当更多地吸收职权主义模式的合理因素。当事人主义模式下的定罪量刑二元制的审判构造,对于实现司法精密化,保证法庭中立,保护辩护权,促进裁判结果公正,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应当加以借鉴。

中国研究的兴起与发现真实中国——托马斯·海贝勒访谈录

一、见证中国的改革开放史郁建兴:亲爱的托马斯,我刚刚校对完您的著述目录,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的研究。从学科背景看,从社会人类学到政治学;从空间上看,从四川凉山彝族及彝族企业家到东部、中部、西部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企业家,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从时间上看,从1977年博士论文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特别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方法为主题后,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研究领域,至今已达四十年,可以说,您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我首先想知道您的中国研究历程。

刑事辩护制度与发现真实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实践中辩护制度对真实的发现始终是促进与阻碍并存。具体到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首先需要完备刑事辩护的具体制度，对国外成熟的制度进行借鉴，消除具体制度对发现真实的阻碍。其次是要调整现有的法律规定，明确程序性规定．扩大辩护权的同时使得相关法律更具操作性。以此增强辩护制度对真实发现的促进作用。把阻碍作用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协调刑事辩护制度与发现真实的和谐统一。

论诉讼法上的真实发现——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真实发现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功能和价值。无论是当事人主义诉讼,还是职权主义诉讼都具有发现真实的功能和价值。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探讨了刑事诉讼中发现真实的司法方法、规则和程度等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并提出:我国应当修改相关刑事程序规则,以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真实的平衡统一。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方向——坚持事实发现领域的对抗制

民事对抗制以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对抗和法官中立听证为基本特征,其灵魂为程序自由主义。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事实发现领域的对抗制的基本方向,取消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权,强化和保障当事人申请法院进行调查取证的权利。

真实在折磨着我们

谢有顺在《莽原》１９９８年第二期上撰文指出，他之所以说当下的中国作家写下了不真实的作品，原因不单指他们的写作大多是在西方文本的直接诱导下发生的，漠视了作家所处的此时此地的独特性，更是指许多作家过去迷信所谓的“生活原生态”，过于迷信大众的眼光，写下了一...

虚幻的真实──给网友的一封信

可爱的小小兔: 你好！ 夜已深，灯已尽，现在你也应该进入甜甜的梦乡了吧？不知梦中是否有一只可爱文静、高贵而又气质典雅的小小兔？ 喧嚣的城市，热闹缤纷的夜晚，再加上互联网的冲击和诱惑，无数人正坐在电脑前畅游Internet或者与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或互诉衷肠或胡侃瞎聊或攻击谩骂。我从事IT业三年，时刻关注着中国IT业的演变和互联网的发展，但网上聊天给我的印象就这么多。 直到那天亲身感受了一回网上聊天，我的观念开始转变，我想，这将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和感受之一。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你--可爱的小小兔。 互联网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你可以既经济又迅速地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互递邮件，

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

在审理对象的形成和证据的提出层面实行辩论主义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在强调当事人自我责任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法院的作用。如果过分限制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既不利于法院在诉讼中发现真实,也不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可能造成诉讼能力薄弱者无法实现实体公正。从有利于发现真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实体公正的角度考虑,有必要适当拓宽我国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证据规定》实施后,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真实案例对偷拍偷录、陷阱取证、悬赏取证等一些特殊取证方式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官对发现真实的追求。为追求个案的实体公正和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官可以采取利益衡量的方法来决定非法证据的取舍并借助判例来约束法官对非法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

秘密调查: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民事诉讼程序研究

1912至1918年间,龙泉县民事诉讼中出现了秘密调查程序,不同的主审官对秘密调查程序的运用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朱光奎是民事诉讼秘密调查程序的首创者,有可能脱离庭审程序,依据秘密调查直接形成事实认定。杨毓琦似乎是朱光奎的模仿者,脱离庭审、依据秘密调查直接"发现真实"的模式在他手中完全失败。张绍轩、张济演让事实认定不再脱离庭审,以庭审排除秘密调查结果的反证,秘密调查仍是事实认定的基础。王施海仍然采用秘密调查程序,但秘密调查不再构成事实认定的直接依据,而是成为庭审的准备工作,事实认定主要通过庭审完成。揭示龙泉县1910年代秘密调查的发现真实模式,可以从官僚制的角度丰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解。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原则”的适用

由于现实性的需要,高度盖然性原则被适用在民事诉讼中。实践证明,该原则的适用在弥补现有判案原则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该原则在实际应用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应该从量化高度盖然性原则的适用标准和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两方面入手,逐步完善高度盖然性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运用。

论中国古代民事证据的客观性

中国古代的民事证据与刑事证据相比,有着明显的客观性特征。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立法规定中,在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受理、审理以及重审过程中亦都有体现。民事证据客观性特征的形成既有司法传统的影响,亦与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有关。对民事证据客观性的强调体现了立法者与司法者发现真实、维护社会和谐等价值追求。

我国民事证据法目的初探

民事证据法的目的可以分为根本目的与第二层次的目的两个层次。发现真实是根本目的,第二层次的目的包括诉讼效率、程序公正、保护其他权益。民事证据法的不同目的之间既有兼容关系,也存在着紧张和冲突。当诸目的出现冲突时,一般应当本着既有利促进实现根本目的又能兼顾其他目的的原则来制定证据规则。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证据收集手段之扩充

在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证据收集是其中最为基础性的一环,因为只有首先解决了证据收集问题,其后续的质证、辩论以及事实认定等环节才能顺利展开。因此,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背景下,赋予其充分的证据收集手段就显得至关重要。对当事人的证据收集手段进行扩充不但涉及诉讼模式的选择,更是诉讼实践的需要,对此,我们不能一味奉行"拿来主义",而是应立足于我国既有的诉讼体制与环境,在适当借鉴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证据收集制度进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