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对财务性投资的要求分析

本文从近年来证券监管部门对各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审核中涉及财务性投资、要求上市公司进行回复说明的监管实践中进行汇总分析,结合相关文献和证券有关法规,通过实际案例来说明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中涉及财务性投资方面的具体要求和做法,特别是对一些比较复杂、容易引起混淆的投资项目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的认定过程进行说明,有利于上市公司在日常对外投资活动中规范对财务性投资的把握。

论欺诈发行证券罪的认定

欺诈发行证券罪是一种由特殊的犯罪主体在证券发行过程中故意实施的典型的证券犯罪。现行法律在该罪的刑事责任规定上存在某些矛盾与冲突,在今后修改有关法律时应进行必要的协调。

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投资与审计定价——以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审计市场为视角

通过对2001年—2009年中国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审计相关数据进行模型检验后发现,在中国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审计中,行业专门化的审计师通过实施差异化的竞争战略获取审计收费溢价,进而获得超额利润,行业专门化的发展道路可以成为会计师事务所行之有效的一种竞争战略。

欺诈发行证券罪探析

欺诈发行证券罪是一种典型的证券犯罪,在我国证券市场发案率较高,且危害极大。对欺诈发行证券罪的构成特征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认定及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论擅自发行证券相关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现行《证券法》是以行政手段解决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问题。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主体不应仅限于发起人或发行人。发起人、发行人、承销商应对投资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判定犯有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罪的责任人员,以及与发起人、发行人恶意串通,为其擅自发行证券提供其他非法中介服务的机构或其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擅自发行证券的补充民事责任。为了切实保障投资人的正当权利,有必要为投资人提供多渠道的权利救济方式。

非公开发行证券认购人资格研究

非公开发行的认购人具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能力,他们需要证券法保护的程度远比公开发行认购人要低。美国法对证券非公开发行认购人资格是从"保护需要"来界定的,并区分了"合格投资者"和"非合格投资者",对"合格投资者"没有人数的限制。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我国大陆对证券非公开发行仅从人数上作了简单的规定,对于其资格则没有作出规定。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后,建议从人数标准和资格标准来界定我国大陆证券非公开发行认购人资格标准。

欺诈发行证券罪的立法反思与教义学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欺诈发行证券罪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扩大了犯罪行为对象的范围,同时新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为独立行为主体,实现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行为的正犯化。立法层面的调整具有现实价值,同时也带来了法律适用中的困惑与争议。在行为对象方面,“发行文件”以及“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表述均具有开放性,需要立足于前置法,对上述概念进行限缩解释。在行为主体方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共同犯罪中的行为定性存在争议。应贯彻追究“首恶”的基本立场,加大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欺诈发行幕后行为主体的刑事打击力度,认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直接责任人员成立共同正犯,以实现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欺诈发行证券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完善——以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为背景

在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背景下,刑法对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进行了修改,主要表现在对“发行文件”作兜底处理、增加入罪“证券”种类并对犯罪名称进行调整、申明“责任主体”范围、增加阶梯式“法定刑标准”和调整“罚金刑”比例上限等方面。目前欺诈发行证券罪在保护法益、证券种类、“重大性”认定标准、犯罪停止形态等问题仍存在争议,应通过将保护法益确定为“市场秩序”、将证券种类与前置法保持一致、设立“重大性”两步走检验标准、明确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界分等途径予以完善。

美国私募发行证券制度的探索

一般来说,证券发行方式依据发行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私募发行与公募发行两种方式。这两者发行方式均为适应资本投资市场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要而产生,但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却截然不同。私募发行方式的出现,满足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需要,其所具有的便捷、弹性与低成本等特点,使其在各国的证券市场中均占据了重要而明显的地位,也因此有着独立于公募发行方式的鲜活的生命力,其必将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发展与完善。美国作为现今世界范围内证券市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也可以说是证券法律制度规范建设与制定最为完备的国家之一,对于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建设与规范已有了相对较为发达与完备的体系。本文通过对美国私募发行证券制度的探索,旨在通透其核心内容以及监管特点,从中总结出一些值得我国在建立私募发行制度时借鉴的要素。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定价发行证券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证券发行市场,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法规,参照国际惯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获有关部门批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称“本所”)电脑交易系统进行的有价证券的定价发行。 第三条 证券发行人和承销商可向本所申请采用本办法发行证券,并与本所签订协议; 协议签订后。

全面注册制背景下欺诈发行证券罪的迷思与匡正

厘清欺诈发行证券罪相关争议的实质,能够更好地为全面实施注册制保驾护航。欺诈发行证券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体系,投资者基于对整个证券管理制度体系的信任进行投资。仅仅依靠提高自由刑刑期并不能有效规制欺诈发行行为,欺诈发行证券罪的完善应当以密织刑事法网、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为宗旨,在准确调整罪名归属的基础上,做好行刑衔接,明确不同主体的刑事责任,并完善刑罚的设置与裁量。

证券小额发行豁免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基于成本收益方法和监管比例原则的分析

证券小额发行豁免制度,是对发行数额较小且受法定最高额度限制的证券公开发行免于注册或核准的法律制度,其创设旨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深入剖析此项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为我国未来的制度构建提供理论支撑。从发行人及证券监管者视角看,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均与该制度密切相关。本文依据成本收益理论对股票公开发行及上市费用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此项制度设计具有经济合理性。由于证券监管权隶属于行政权,因此该制度行使受比例原则约束具有应然性。鉴于小额发行的额度较小,可适当降低监管强度。简化发行审核程序及信息披露等设计,既可便利中小企业的资本形成,又可给予投资者必要的保护,且避免了监管资源浪费,较好地均衡了各方利益,体现了比例原则的内核。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成本收益理论、比例原则均可作为支持小额发行豁免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性理论基础,并可在证券法促进资本形成与保护投资者之间达成平衡的层面上,为小额发行豁免制度搭建理论框架。

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反思——发行与交易、证监会与证交所关系亟待厘清

注册制的实质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遵循市场化的发展逻辑。目前我国证券发行和交易联动,尚未完全践行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形式审查和注册,证券交易所与证监会的关系模糊,不利于推动证券市场市场化发展。为正确把握好注册制改革方向,我国应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实质、借鉴国际上成功经验、体现中国特色与发展阶段三原则。一方面,以证券交易注册构建为落脚点,推动证券发行与交易由联动走向分离,形成证券发行注册与证券交易注册并行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以“审监分离”为遵循,厘清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的关系,完善和优化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为全面注册制改革乃至全市场注册制改革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论小额证券发行注册豁免制度构建

小额证券发行注册豁免制,是专为中小企业设计的直接融资模式,在全面实行注册制的背景下对发行注册制市场化的深化。但其在《证券法》修订草案中二起二落,对小额证券发行注册豁免制度仍未做出规定,且在小额豁免与股权众筹豁免性质的认定上亦存在分歧。小额证券发行注册豁免制度具有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提高证券监管效率、推进多层次证券发行制度体系形成的价值功能,是全面注册制的延伸,是发行制度市场化的深化,具有构建的必要性。当前注册制及其配套机制不断完善,小额证券发行注册豁免制度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基础。可借鉴美国小额证券发行注册豁免制度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坚持促进资本形成与投资者保护、提高小额证券发行效益的理念,选择区别于股权众筹豁免的立法原则,规范发行限额与发行主体、发行形式与交易场所、信息披露、小额发行发审机制等各要素,探索构建小额证券发行注册豁免制度。

现行《证券法》影响下欺诈发行证券罪的适用思考

受现行《证券法》的影响,《刑法修正案(十一)》虽然修改了欺诈发行证券罪的规定,但在发行文件范围的扩大、刑事处罚力度的加大、犯罪主体的增加上仍面临适用的问题。为保持现行《证券法》与刑法的有效衔接,欺诈发行证券罪应界定为违反证券发行国家规定、损及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从行为结构上看,欺诈发行证券罪的实质在于,行为人在发行文件上违反证券发行国家规定进行信息操纵、危及了投资者的资金安全。以此为基础,厘清发行文件范围的关键在于明确发行对象的范围和发行文件的性质;理解新增的法定刑升格条件时,要考虑其与行为人违反证券发行国家规定、危及投资者资金安全的严重程度的关联性;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独立作为犯罪主体,实现了其组织、指使行为的实行化。

欺诈发行证券罪的教义学分析

欺诈发行证券罪的直接保护法益是投资者对证券审查机关的信赖,间接保护法益是不特定或多数投资者的财产利益。私募债券不是本罪的行为对象。在认定欺诈发行时,判断基准是一般理性投资者,而非具体投资者;判断方法是形式判断,而非实质判断。在追诉标准上,"发行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而非客观处罚条件,"利用募集的资金进行违法活动""转移或者隐瞒所募集资金"均属于客观处罚条件。《刑法》第160条第2款的规定既有共犯行为正犯化的情形,也有注意规定的情形。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制订了犯罪计划,且与只是单纯负责执行的实行者具有组织结构上的隶属关系,则其组织行为便具有意思约束效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具体实行者此时可成为共同正犯。

论欺诈发行证券罪的规范构造——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加大了对证券欺诈发行的打击力度,在司法实践中要合理掌握相关的构成要件要素。应将证券市场诚信机制(金融信用)作为欺诈发行证券罪的保护法益。对于存托凭证、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认定,应当依据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判断,避免该罪范围的不当扩大。"发行文件"应限定在发行人具有可操作性的自身准备、决定证券能否成功发行的相关文件,欺诈的内容仅限于"发行文件"中的"重要事实"和"重大内容"。《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刑事责任追究采用的是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技术,司法认定时应进行实质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