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发解试之考官

宋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更好地选拔人才,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涉及考官制度方面,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考官体制。现对发解试考官的种类、职责、资格及所受到的种种限制和处罚作一系统的论述。

宋代发解试制度

发解试是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初级考试,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级考试,只有发解试合格,士人才有机会参加省试乃至于殿试。由于发解试地区分散、考场众多、资料繁杂,因此研究发解试之人为数不多,本文作者在对发解试制度进行深入钻研的基础上,拟对发解试种类及试官、参加的士人资格及条件作具体考述,以期揭示宋代发解试取士原则的广泛性和公正性。

元代的乡试——以有司为中心

唐、宋两代,由私学应解称乡贡。乡贡解额分配到州,但唐代的举子参加州试前须先通过县试。由州郡取解后,方能参加礼部试,礼部属尚书省,故礼部试又称省试。省试中式后成进士。因此,从组织考试的角度说,唐代科举有县、州、礼部三级。从取解会试的角度说,则是发解试和省试两级。和唐代一样,宋代举子也由州郡发解,所不同者。

有关陆游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陆游研究中,有关他在南宋都城临安府的仕履、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和时间,以及他的卒年和享年等问题,一直都存在着争论。为此,笔者拟对上述问题略作考辨,以求教于方家。一、陆游供职杭州的时间和住处考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后来的绍兴府)山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有关他一生到杭州的次数,有人说有九次;有人则以为:"陆游来杭州的确切次数是无法考证了。

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

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一项特殊的制度,值得注意。自太祖后期到真宗朝后期,是特奏名制度逐渐形成的时期。随着特奏名人数的大幅增加,也显露了它的某些弊端,因而在士大夫中要求废除特奏名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但终宋之世,特奏名制度仍存而不废,其主要原因,除了最高统治者为贯彻重文抑武、牢笼士人的祖宗家法以外,特奏名本身所作出的某些贡献也是重要原因。

从“五次上书”看陈亮政论散文的特色

陈亮慷慨奋发、纵横捭阖、警辟精谨、气势森雄的散文创作,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于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外,自张一帜,卓然特立。拟就陈亮为抗金兴国而先后五次向孝宗皇帝上书的内容,试论其政论散文的特色,以就教于方家。

科考中连中三元的幸运儿

三元之谓,文献可考的时间可上推至武则天首创三级考试(发解试、礼部试、殿试)之时。元,即考试成绩头名者。三级考试均为头名者,即谓连中三元。宋承此制,只是把发解试、礼部试改称乡试、省试而已。明清两代虽增至五级考试(县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但因考试成绩第一而称元的则多见于后三者,即解元、会元、状元。历史上有据可查的连中三元者至少有以下二十一人。唐代四人:崔元翰、武翊黄、张又新、白敏中;宋代七人:陈尧叟、孙何、王曾、王岩叟、杨宾、冯京。

北宋王田墓志与王田其人

王田为宋仁宗时期著名的京朝官,以太常寺少卿之位致仕,卒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享年75岁,但于史无证。据《宋史》卷二百九十一《王博文传》附其子《王畴传》记载[1],王田为北宋名臣王博文之子、王畴之兄。王田墓志现存于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马固村王氏祠堂。

寄应与苏轼兄弟

嘉祐元年(1056)三月,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同上京城开封,是年七月苏轼兄弟即应开封府试,得解。次年,两人又同登进士榜,一时荣光无限。然而,此间有一疑问:苏轼兄弟乃四川眉山人,怎么可以参加开封府试?这与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相悖处。后代学者以“寄应”二字打发,仍有诸多疑惑。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发解试,省试,殿试。欲参加礼部省试,必须先通过地方一级的发解试,所谓“得解”。

说说特奏名状元魏汝贤

吴江出了个特奏名状元魏汝贤,作者依据宋朝科举制度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考证,对什么是特奏名,宋代的举人与明清的区别,魏汝贤的籍贯问题,应考时的盘缠等问题,都作了较为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