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的悲剧性管窥八股取士之弊

《儒林外史》书写了一部儒林痛史,也是一部儒林群体的悲剧史。吴敬梓在书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儒生群像,众多儒生的遭遇带有悲剧色彩,他们的身心皆被八股制艺深深桎皓着。造成儒生悲剧的原因是多样的,而其悲剧性的根源与八股取士的弊端密不可分。

“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之误——清代科举重书程度的真相探究

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非常重视,而至今清代科举重视书法的程度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本文从清代科举考试相关文献与殿试卷原卷相结合分析论证,试图客观的还原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真实的重视程度,尤其是订正世人对清代科举考试“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的错误认识。

取士视角下中华经典诵读教育的古今省思

经典诵读教育与国家取士制度之间的联系密切且悠久,从取士视角对我国经典诵读教育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可为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的推进与落实提供有益参考。通过回溯《论语》中的孔门教诲,可以发现“成于乐”是孔子对经典诵读教育的初心。其后,伴随着历代取士制度更易,经典诵读教育整体上经历了“多样化”“制度化”和“转衰化”三个历史阶段的流变。立足新时代,总结回顾经典诵读教育的初衷与历程、经验与教训,有助于守正创新,促进中华经典诵读教育实现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

唐代国家取士制度系统表释(上)

本文题目的“取士”主要是指“以文取士”;以文取士,简明地说,就是将“文”作为重要准则和试项来选任所需之士的制度。这个“文”,相对狭义地说,是指考试所用的各种文章(体),也可延伸至相关学识和技能。以文取士的精神(包括意识、理念、原则等)及活动,古已有之;其有史可据的制度性施行,最晚也可溯至汉初文帝的诏举贤良文学。相沿至于唐代,国家全面实行以文取士制度,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制度系统,并著为典章,载入文献,成为一代盛事,亦为后世所取法。

论唐代科举取士中儒家思想与非儒家思想之争

唐科举中的"以文取士"在中唐后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怀疑,也就是说出现了科举取士是"以文取士"还是"以德取士"之间的分歧,究其实质就是儒家思想与非儒家思想之争。从历史思想层面、阶级层面、社会文化层面对这一论争进行分析可得出:这种争论必然是短暂的,从长远来看,以文取士与以德取士必将融合。

论唐代取士中的“文”、“德”道路之争

唐代代宗宝应二年 ,科举制度出现了向孝廉举回归的现象。唐代孝廉举来源于汉代的孝廉举 ,在唐代还表现为制举的形式。唐代孝廉举的出现原因在于科举中的以文取士方向在中唐后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怀疑 ,而以德取士方针被重新认可并融入具体操作方式中 ,但这必然是短暂的 ,从长远来看 。

宋代科举扩大取士与冗官问题-兼论当代高校招生中的“扩招”现象

宋代科举取士数量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大大超过了之前与其后历代。由于方法不当,宋代扩大取士的结果与统治者的初衷相去甚远。当前高校"扩招"政策的初衷是良好的,但如果不注意方式方法,其结果也可能与我们的初衷相去甚远。分析宋代科举扩大取士的状况、原因与结果,对于我们当前进一步认识"扩招"问题及理性地推进高校"扩招"不无启发价值。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

论宋太宗朝的科举取士

论宋太宗朝的科举取士张其凡宋太宗朝的科举，最为引人注目者，乃是其取士之多。这一点，治宋史者多已注意及之。但是，关于这一方面的专门研究，则尚未见到。本文拟对此一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尚祈指正。一、宋太宗朝科举取士的几点分析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９７６～９９７...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

取士与取官:以筹办洋务时期同文馆学生奖励为例

科举取士为清代士子入仕正途,筹办洋务时期,近代学堂开始兴起,科举取士逐渐为学堂取士所取代。近代学堂取士仿中国传统学校例而加以变通,具有取士与取官混而为一的特点。筹办洋务时期新式学堂初创时取士章程规定与实际运作的探索,影响了随后新式学堂的发展乃至新政时期学堂奖励规制的最终制定。

唐朝科举取士中的举主连坐制度

唐朝科举取士中的举主连坐制度早在唐太宗时期已详细规定,此后唐朝历代帝王将其不断强化、细化。司法实践中少见该项制度的实施,表明其在实践中被搁置,基本成为具文。唐朝科举取士中的举主连坐制度立法技术较高,预防目的明显,但实践与制度背离。

论唐代文德政治背景下以诗取士与唐诗繁荣之关系

在广义科举范围内,唐代以诗取士的产生早于唐诗繁盛期的到来。通过考察唐代文德政治背景下的试诗现象以及试律诗的命题用意、创作倾向、评判标准等内容,可以发现以诗取士有利于唐诗儒性内质的形成,有利于唐诗审美特质的确立。"诗"、"儒"结合,是唐代以诗取士对诗人与诗歌产生的最根本影响,也是唐音自立"文质斌斌"面貌的一大成因。

试赋取士肇始新辨

一些论唐代科举制以及唐代律赋的史学或文学著述,都认为以试赋取士始于唐代。其实,唐代试赋取士是沿隋制,并非唐统治者的创举。无论是从献赋与纳赋的制度来看,还是从隋唐取士考文的实例,以及此期杂文与文之关系来看,唐以前就存在以试赋取士的情况。

从取士到育才——癸卯学制的落实与社会人才基础的变革

以往对教育制度史的研究,相对更重视对制度进行文本解读,但考察制度运行的效力,更需要关注制度在实际执行层面上的影响。癸卯学制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切实推行的学校系统,其出台前后的制度设计和调整均显示出制订者对时局走向的判断。按照癸卯学制设计的各级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取士,改变了社会选用人才的标准。

南越阮氏王朝的科举取士及其影响

越南黎朝中兴后分裂为北郑南阮。南越阮氏政权实行军事化管理,以佛教为统治思想,不尚儒学,开科取士较晚,试法粗疏,并具有南越特色。虽然科举考试选拔了一批儒学人才,但在南越的社会流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文学儒士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有限。越南南北科举取士试法不同,从中可窥见科举在南传过程中因应当地形势变化而呈现出北橘南枳的特色。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论清代分省取士制

分省取士是清代科举制度中的一项基本政策,对于平衡各地的取士人数,保证官员队伍的多样性,扩大统治基础等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将考生之间的自由竞争严格限制在本地区之内,造成各地考试的竞争程度不一。因此出现了大量“冒籍”参考的社会现象。

取士:科举制度的观念基础

面向社会选取统治人才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理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取士观念的形成得益于早期中国历史发展的若干因素 ,随后成为支配历代统治者的一种基本思维模式 ,并构成了各种形式取士制度如察举和科举的观念基础。取士的观念作为一种长时段观念 ,构成科举制度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以曲取士”考辨

明清人普遍认为“元以曲取士“是元杂剧兴盛的原因。《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后 ,否定此说遂成定论。本文意在 :简述“元以曲取士”说的出现与流播 ,考察元太宗朝“科举选士”史实 ,推测“元以曲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