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国子监画学取士标准之探究

宗徽宗时期创办的画学在中国美术史上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犹如昙花一现,却独树一帜,是后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关于徽宗朝画学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管理、教学、招生、考核办法等方面。虽有部分学者的研究对宗徽宗时期画学取士标准的内容有所涉及,但都因篇幅限制或论题重点不同,或举有遗漏,或语焉不详。基于此,根据史料记载,探究北宋国子监画学取士标准设立的思想文化背景,从“立意新妙”“形态自然”“笔韵高简”三个方面论述北宋国子监画学的取士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取士标准非职业性的历史成因与影响

从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制度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取士的标准经历了一个由职业性到非职业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科举取士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非职业性最突出的表现。取士标准非职业性的历史成因主要有儒家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考试制度本身的特征、专制政治中官员考核的非社会化以及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相对简单等。取士标准的非职业性严重制约着思想文化、政治实践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得书难易与取士之标准

对于唐代为什么以诗赋取士，已有不少论者探讨，如张蕊《唐代诗赋取士制度形成的原因》一文就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唐代以诗赋取士的原因，即：儒家的诗教传统；唐代诗歌的繁荣；李唐统治者作为北朝民族的作用、社会风习的作用、不同政治集团利益、诗赋本身具有的特性等。……

汉魏六朝“文人无行”批评话语的形成与演化——以文人处境与取士标准的转变为视角

东汉以后,"文人无行"成为针对文人群体的主要批评话语。东汉时"文人无行"话语主要侧重于批评文人为求官不择手段,"苟容取幸"的行为;南朝以后,"文人无行"的侧重点转为批评文人倚仗文才傲视他人,"恃才傲物"的行为。"文人无行"批评话语的演化,反映出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取士标准由"以德取士"到"以文取士"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拥有社会地位却缺少相应权力保障的生存状况。

清末科举改制后的科举考试与新学传播

中日甲午之战以后,新学与旧学、新党与旧党的分野渐趋激烈化。面对新学的冲击,清廷将"中体西用"一说构建为一种全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其同时体现于科举考试的考试内容与学堂的课程设置之中。这种以崇正学、收摄人心为诉求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对清末新思想、新学说逐渐传播的一种因应,体现出清廷试图维护统治稳定的意图,也影响到了科举改制的实际施行,造成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的命题与取士标准都呈现出似新实旧的样貌,继而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应考士子中的新书销售与新学传播。然而,不管官方是否真的存有鼓励和提倡新学的意图,清末科举改制也为清末的新学传播提供了极大的制度推力,在科举"指挥棒"的指引之下,新学、新书也由此在读书人中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以汉字为中心的书法文化与国民文化素养

中国书法自古就与文化和教育紧密相联，从汉代设立书学博士，到唐代“身、言、书、判”的取士标准，到清代科举的“馆阁体”之书，书法不仅与个人修养——识字和写字，而且与艺术才性、民族文化都紧密相关，其中的纽带就是中国汉字。可以说，在汉字造型基础上的书法文化，在汉字与书艺之间，形成了传统书法文化和国民文化素养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延续千年。

对现代高校书法教育存在问题的思考

书法在古代文人志士眼里属于修养身心之道，书斋三五贤士，三杯两盏淡酒，雅玩、赋诗、挥毫自是高雅闲适之举，尤其是唐代“身、言、书、判”取士标准的制定，更是将书法抬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高度。而自我国将提高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政策以来，书法艺术的回归发展更是呈现出一片繁荣之景，而在这繁荣背后首先让我想到的是近几年来发展更为快速的高校书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