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批判

取证主体合法,即收集、获取证据的主体限于法定司法人员,被我国传统证据法学理论视为证据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素之一。虽然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上并无直接、明确的法律条文倚为支撑,但却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被实务部门奉为圭臬并以之作为判断证据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依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取证主体限于法定的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他机关或个人均不具有取证的主体资格,其所获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直接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然而,由于法解释上缺乏依据、法理基础缺位以及法实践中导致的悖论,我国传统证据法学所主张的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其实并不是一项科学合理的证据学理论,应当予以扬弃。

也论庭外取证主体与认证主体分离

庭外取证主体与认证主体分离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也是域外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我国现行证据规则中取证主体与认证主体不分的状况,已经给司法实践带来危害,在我国证据制度中实行庭外取证主体与认证主体分离已势在必行。建构我国的取证主体与认证主体分离制度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及法治现状,并需辅之以必要的配套措施。

常见的私人取证主体探析

私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证据在诉讼中对于定罪量刑的关键作用之考量,亦或是对于公权力机关的不信赖等因素,常常会自行搜集证据,而后将其取得的证据交给国家侦查机关或审判机关。随着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理念的不断加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也进一步提升,私人取证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然而,司法实践中自行取证的私人各具特点,法律上的规制理应与其特点相适应,因此对于常见私人取证主体的探究分析就显得很有必要。

对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的思考

根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我国对刑事取证主体的资格有严格要求,从消极的角度来说,非法定资格的主体所调查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我国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受到传统诉讼观念、现行诉讼制度及侦查权模式的深刻影响,目前扬弃该理论难有现实可能性。然而,对于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造成了的悖论与危害应当予以重视。

试述刑事诉讼取证主体的范围及立法完善

证据材料的合法性是证据材料成为证据的必要因素,证据的合法性不仅要求取证手段的合法性,而且还包含取证主体的合法性。证据收集、调取或提供的过程中,由于取证主体不合格以及方式不适当,都会影响证据的合法有效性,从而阻碍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当在法律上取消法院的积极取证权,赋予包含非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在内的诉讼参与人的取证权,明确当事人的取证权。

民诉中关于电子数据取证主体的研究

《刑事诉讼法》第48条和《民事诉讼法》第63条分别在刑诉中和民诉中确立了电子数据的独立证据法律地位,但通过对刑事及民事案件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在刑事案件中,电子数据的证明力得到很好的发挥,在民事诉讼中却严重被虚化。同样是技术要求高、复杂无形、脆弱多变的电子数据,为何只因案件性质的不同就面临不同的命运?不难发现电子数据在刑诉和民诉中的不同在于:取证主体。本文以取证主体为线索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当下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窘境,又通过案例深入地分析了民诉取证主体自身的局限性。最后针对民事诉讼中取证主体的局限性提出了四点应对之策。

电子数据的取证主体:合法性与合技术性之间

电子数据作为现代网络信息社会的新兴证据种类,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这就对其取证主体的技术资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在电子数据"一体收集"和"单独提取"两种取证模式下,对取证主体技术资质的要求也不完全相同。实践中多数侦查人员并不具备电子数据收集的技术知识,他们通常依靠侦查机关以外的相关技术人员收集电子数据,由此产生了取证权限合法性和技术资质合法性相互冲突的悖论。取证主体的取证权限和技术资质会对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产生不同影响。取证权限的缺失可能会侵害被调查对象的合法权利,技术资质的缺失则会减损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因此,有必要针对具体案件类型、电子数据种类等因素建立科学的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制度,以防范取证主体不合法而损害电子数据证据能力。

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的法律困境及其程序控制

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的法律适用程序面着临诸多困境,如取证措施的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错位、取证主体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审批程序不完善,电子数据的取证范围宽泛,原始存储介质的一体收集模式失之武断,违法电子数据排除困难等。从程序规范化的角度出发,应当以电子数据类型化区分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建立多元的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制度,“自侦自批”的审批程序向司法审查转向,引入相当理由的证明标准,电子数据载体的范围限定为“证据之物”与“没收之物”,电子数据内容的范围通过关联性加以限制,并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

论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制度的再完善——以取证与认证的主体分离为切入点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所谓“以事实为根据”，说透了就是以证据为依据，可见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现行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证据的收集主要由当事人和法院共同完成的，尽管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法院调查取证职权一直是我国多年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

公安电子数据取证规范的文本分析

电子数据规则从无到有,如今已进入精致化的发展阶段。我国公安电子数据取证规范因直接指导和规范电子数据侦查取证实践而备受关注。从《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据检查规则》到《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公安电子数据取证规范完成了从网安领域到刑事侦查各警种共同适用的发展。聚焦于公安电子数据取证规范文本可见,电子数据取证行为与侦查行为体系无法对接,特别是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取证行为与侦查行为的对应关系不清晰,依旧是电子数据取证规范框架结构层面亟待反思的问题。此外,公安电子数据取证规范所获证据种类并非仅限于电子数据,其他证据种类及其关联取证行为的分析应予以重视;取证主体除注意数量限制、专业资质外,尚需特别注意非侦查人员协助问题;电子数据的分类分级是取证规范与侦查行为对接的关键,电子数据分类的多元化、多样化尝试将有助于电子数据取证行为与侦查行为体系的衔接。

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取证资格问题

"两法衔接"不畅,行政执法主体不具备刑事诉讼的取证主体资格是一个重要因素,该问题放到具体的行政执法领域具体分析就会发现更多实际难题。在环境执法与环境刑事司法衔接领域即存在以下问题:从刑事取证司法垄断的逻辑上看环境监察部门不是适格主体;从立案前取证的效力理论逻辑上看环境保护机关的取证资格亦不成立。从体制上看,要从根本上解决"两法衔接"难题有赖于打破集中式侦查权配置的格局,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以部分刑事侦查权。同时,在取证规范上也须做出修改,即所有行政执法中的取证行为都应根据刑事诉讼法的取证规范进行。

职务犯罪调查中电子数据取证程序的完善

在大数据背景下,电子数据逐渐成为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依据。然而,目前对电子数据的取证程序规定还不完善,存在取证主体资格不明、取证措施粗疏、监督程序缺失等问题,不利于准确查明职务犯罪行为,更不利于保护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因此,职务犯罪调查中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专业性原则以及比例原则,明确电子数据取证主体的资格与取证权限,细化电子数据取证措施,完善电子数据取证的监督程序,进而实现程序正义与保障人权的重要价值。

刑事电子数据的取证研究

近些年来,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网络犯罪率也在大幅度提升,使得刑事电子数据的运用越来越常态化。但是电子数据在受到诸多瞩目的同时也饱受争议,尤其是在取证环节面临着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思考。本文以电子数据取证的基本原理为切入点,分析了电子数据取证的概念、特点和一般原则,并结合我国电子数据取证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就如何实现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合法性与合技术性的统一、实现取证中刑事侦查权与公民权利的平衡、实现取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几对矛盾进行探索,以期发现未来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应用的应然发展方向。

非接触式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证据问题变迁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犯罪形势深刻变革,非接触式犯罪日益高发。而我国侦查取证主体、证据种类、取证方式和证明方法都是建立在传统案件的特征之上。非接触式犯罪案件侦查取证呈现出新态势,一是侦查取证主体从侦查人员的单一主体向第三方辅助延伸;二是证据种类从封闭走向开放;三是取证方式从实体走向虚拟;四是传统证明方法面临海量数据挑战。为此,侦查部门需要以数据化思维为牵引,重构侦查主体、证据种类、取证方式和证明方法等系统性要素,以便适应非接触式网络犯罪侦查取证的挑战。

大数据背景下非法集资犯罪侦查的难点与对策

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行为人利用网络金融模式,编造虚假的网络金融投资项目,大肆引诱、欺骗群众参与集资,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由于电子证据取证规范立法相对滞后、非法集资参与人拒不配合调查、取证专业性强,非法集资案件侦查呈现出案件线索发现难,电子证据的收集、分析、审查难,涉案财物扣押及处置难等问题。故而,应从完善涉网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机制,加强资金穿透技术应用等方面着手,提高公安机关侦破新型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水平。

证据“转化”规则批判

证据"转化"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未见规定但在司法实务中一直沿用的一项证据规则,它指的是侦查机关采取一定手段,将形式上(如取证手段、取证主体以及证据种类)不符合法定要求因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转换为合法证据的规则。根据证据"转化"规则之要求,非法定方法取得之证据、非法定主体取得之证据以及非法定种类之证据,都应当经过转化才具有证据能力。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产生,有其制度上的必然性。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刑事司法实务中沿袭已久,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证据"转化"已经成为侦查机关处理"问题证据"的常规做法。客观地评价,证据"转化"规则,在我国特定历史阶段,尤其是在程序法定主义以及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尚未完全得到确立的背景下,对于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有其特定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证据"转化"规则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引发了一些问题与争议,并由此凸显出其在证据法理上的某些矛盾与困境。基于此,证据"转化"规则的某些内容与要求,应当进行适度的修正,其适用范围也应当进行适当的收缩。

论电子数据与刑事诉讼变革：以“快播案”为视角

电子数据是网络信息时代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之王",它既不属实物证据也不属言词证据,而是具有独立地位的"第三类证据"。传统刑事诉讼规则是以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收集使用为基础来设置,它们能够对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收集和使用进行有效规制。电子数据的存在形态和取证模式与传统证据存在较大差异,其收集和使用对传统刑事诉讼规则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在电子数据收集和使用中,存在第三方存储电子数据的常态化与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的特定化、电子数据存储介质数据的海量性与刑事证据收集的特定性、电子数据所处互联网络空间的交互性与刑事侦查行为的类型化、电子数据及其存储介质的技术性与刑事证据的合法性等矛盾。因此,有必要以电子数据收集和使用为基础对现有部分刑事诉讼规则进行变革。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范围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在讨论中更多关注了该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否问题,而缺乏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如非法取证的主体问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问题等,这些问题涉及到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这使得关于该问题的讨论缺乏应有的深入性并使得具体制度的建立前景模糊。对于这些问题加以检视无疑能够使得相应的立法工作更加明确而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应尽之责。

证据合法性规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对“非法证据是证据吗”问题的分析

在我国三大诉讼法领域,证据的合法性规则是证据取证、举证、质证及认证阶段重要的证据审查标准,其来源于我国传统证据属性的理论——＂三性说＂（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由法官依职权或者依当事人申请启动,通过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调查,最终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规定。然而,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非法证据不是证据＂.

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及特点。电子证据的概念目前尚无统一定论，笔者认为电子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以及网络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数字形式保存在计算机存储器或外部存储介质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数据或信息。需要指出的是．电子证据必须是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及网络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电子证据较其他类型的证据相比，具有以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