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复议机关调查取证的限度

新《行政复议法》第45条规定复议机关有权调查取证,但是未明确可以调查收集哪些证据。依据《行诉法解释》第22条第1款和第135条第3款,复议机关可以为原行政行为补充调查取证,并据此作出维持复议决定。复议机关补充调查取证的实质是,把原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修复为符合法律规定,面临一系列难以化解的合法性质疑。“行政一体化”理论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理论主张复议机关全面调查取证,但前者颠覆了行政复议的性质,错误地把行政复议作为后续行政程序,后者仅以“未再启动新的法律程序”目的为基点,忽视行政复议的监督与救济功能。在监督行政与救济权利的视野下,即使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复议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也应当限于程序性事项、核实当事人证据三性、证明原行政行为违法或申请人实体诉求成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

检察民事公益调查取证权强制性之否定——兼论取证难问题的解决

我国对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无强制性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近来,随着取证难问题的凸显,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因强制性的缺失遭受诟病,“赋强说”兴起且成为理论界实务界的主流声音。取证难问题的解决虽与调查取证权“赋强”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手段并不具有妥当性。“赋强说”内部的赋强逻辑存在诸多误区,且悖于民事诉讼固有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甚至会引发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当性的诘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赋强不是取证难问题解决的最优解,该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和潜能发掘,以及检察机关客观举证能力的提高。

火灾调查取证的难点及解决对策

火灾调查取证对于揭示火灾真相、预防类似事故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操作中,火灾调查取证工作还存在一些难点,需采取提高重视程度、加强现场保护、引入先进取证技术等措施,有效克服火灾调查中的难点,提升调查取证工作的准确性和效率,为火灾预防提供有力支持。

消防火灾调查取证的难点及相关对策

火灾调查取证工作的质量关系到火灾认定结果的准确性。若火灾调查取证工作存在失误,不仅会影响各类物证的完整性,还会对火灾认定工作产生影响,引起群众对火灾认定结果的质疑,使消防部门无法获得正确的火灾预防方向。因此,必须正视调查取证工作的难点,并采取相应的改进对策,保证火灾调查取证工作的质量。基于此,分析研究消防火灾调查取证的难点及相关对策,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高层建筑火灾现场调查取证难点及对策研究

在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下,加快了城市化的扩大建设。而随着高层建筑的逐渐增多,各种家用电器也随之增多,虽然电器与天然气能够给住户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但仍存在用电不当的情况,从而会直接引发火灾事故。但由于高层建筑居住人口数量较大,再加上楼宇之间较为密集,因此对火灾的灾后调查取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有效开展火灾灾后调查取证工作,不仅可以增强人们的消防安全意识,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基于此,文章主要根据当前火灾现场调查取证难点进行了分析,并针对火灾事故调查取证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建议,以供参考。

新能源汽车交通事故调查取证困境与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正快速增长,涉及新能源汽车的交通事故数量和比例快速上升,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受调查技术规范欠缺、车辆数据获取困难等多重因素影响,新能源汽车事故调查取证和责任认定正面临新挑战。本文概述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交通安全现状,分析了当前新能源汽车事故调查取证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从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调查取证录音录像留存备查机制的解读及反思——以《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6条为视角

《监察法》第41条第2款形塑出调查取证录音录像绝对化留存备查的独特机制,而《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6条对“绝对要素”虽有所弱化,但仍基本保持原有形态,表现为一种“带有绝对性要素的留存备查机制”。基于对调查取证录音录像留存备查条款的语义解析、附随效果评价以及实践样态观察,可发现这一监察监督有效性不足、违背刑事诉讼法理、诱发庭审虚置化的条文机制得以出台适用是多种因素合力下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泄密风险观、非法定证据观以及重复适用观三种原因,但上述缘由难以经受起法理、实践与逻辑的推理考验而被证伪,根本原因是顶层设计者基于“监察集权司法观”考虑欲实现监察反腐资源与力量的最大化。由此,调查取证录音录像留存备查机制应当着力弱化或去除内含的“绝对性要素”。宜通过明确调查取证录音录像移送调取的法定事项及监察机关的法定义务,建构调取程序的操作规范及运作体系,从而形成法律、法理、实践相协调的留存备查机制。

火灾现场调查取证难点及对策研究

火灾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火灾预防工作必不可少,而火灾现场调查取证工作能够为预防火灾提供支持,因此做好火灾现场的调查取证工作非常重要。基于此,分析了火灾现场调查取证工作中的难点,提出了建立学习型工作机制、加大资金投入比例等四项解决策略,以供参考。

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困境及其破解——以近年刑事司法改革为视野

自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构建以来,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在实践中难以解决。在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视野下,充分落实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充分落实,可以从权利本身出发,充分保障自行调查取证权和申请调查取证权,从实践问题出发,赋予值班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从未来路径出发,探索律师调查取证的新途径。

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调查取证——以日军南京暴行为中心

1945年12月6日,国际检察局美国团队抵达东京,随即开始了法庭选址和起草《特别通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等前期工作,建立了调查处、文献处等机构,划分、确立了调查时段及重大事件。翌年,随着各国团队陆续抵达,成立了由11国检察官及若干核心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协助决策和协调起诉工作,并确立了文件收集、实地调查、审问或询问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方法。国际检察局调查人员审问了参与进攻南京的日军高级指挥官,面谈了驻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及去过南京的作家,翻译了德国外交文件,调取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档案原件,并三次前往南京实地调查取证。通过上述机制和方法,调查者还原了日军占领南京的过程及随后发生的暴行。在不长的时间内与南京暴行有关的主要证人和证据被纳入调查视野并获得了相关的证据,这也奠定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基本史料和主要框架。

家事审判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功能的异化与回归--以75份婚姻家庭继承纠纷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家事案件的身份与人伦属性,决定了家事审判中必须发挥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功能。然而剖析裁判案例发现,在家事审判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尚存在认识不一、限度不明、积极性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立法较为粗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及法院“案多人少”审判环境的限制难以契合家事案件的独特性。为更好解决家事纠纷,以“一般规定+特殊情形”方式明确法院依职权调取家事事项的范围,将释明制度与法院调查取证权进行嵌合,明确家事调查员为法官“事实”发现的审判助手,是切实发挥我国家事审判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功能的应然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刑事司法互助之调查取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三地交往日趋频繁,跨境犯罪也日益猖獗,通过区际刑事司法互助来增强对跨境犯罪的打击力度已成为必要手段。但实践证明,当前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仍存在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粤港澳三地法律制度存在差异、证据适用差异化大、情报信息合作滞后等方面。因此,应协调内地与港澳地区法律制度存在的差异、规范内地与港澳地区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的法律程序、构建内地与港澳地区犯罪情报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构建打击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犯罪的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刑事司法互助水平,提高共同打击犯罪的能力。

消防火灾调查取证的难点及解决策略探讨

本文主要从消防火灾调查取证的难点及解决策略探讨进行阐述说明。在消防火灾调查取证期间,可以对灾害发生的事故进行有效处理,保证掌握现场的物证、人证,以及现场火灾发生的痕迹,综合火灾产生的因素进行调查,由此才可以保证责任制度的明确,对于产生的责任进行法律追究,促进火灾调查取证的顺利进行。所以说,应当针对火灾调查取证当中的难点进行分析,提出有效性的解决措施,确保火灾取证的顺利进行,实现人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民事抗诉视野下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完善进路

民事抗诉的有效性,与检察实务中调查取证工作的落实情况密切相关。通过检视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运行现状,分析规制调查取证权的原因及其现实必要性,探讨在立法规制和行事原则等方面完善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可以为构建更有效可行的调查取证权运行机制,进而适应司法实践需要提供一些具备启发意义的思路,如完善调查取证工作的行事原则、强化调查取证相关立法和优化调查取证工作细节等。

律师调查取证权研究

我国律师调查取证权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导致我国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正确认识律师调查取证的价值,准确界定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性质,有助于在合理范围内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完善我国律师调查取证制度既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健全的权利保障机制,又要建立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的监督机制。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困局与完善路径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基本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1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包括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是由于立法对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不明、相应的操作性规范缺位、律师执业保障不足、社会认识偏差等一系列原因,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遭遇制度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我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特殊意义,加快完善律师的执业保障机制,明确规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及其范围和方式,进一步规范律师刑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机制。

论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

检察机关当下弱小的调查取证权难以适应公益诉讼的现实需要。保护公共利益以及公益诉讼案件本身复杂性等特点,决定了必须赋予检察机关以更大的调查取证权。要赋予检察机关必要时可以采取司法强制措施进行调查取证的权力,以解决被调查对象不配合等问题;要赋予检察机关有权要求相关机关或组织对其行为进行举证的权力,以减轻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压力。要通过立法方式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调查取证权,并对调查取证权行使条件、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

法官调查取证制度的合理构建

法官调查取证是与诉讼模式选择密切相关的重要的诉讼制度。法官调查取证在时间上应当在庭前完成,主体上由专门庭前法官承担,在方式上、原则上采取间接取证和例外直接取证。按法定程序进行证据交换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作为庭前的法官调查取证,不是庭审程序的必经程序。一般情况下庭审程序之前没有法官调查取证程序,只有在遇到法定情形才可能为之,即庭审程序前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法官调查取证,庭前取证服务于庭审程序,通俗是说庭前调查取证程序并非必设,即便启动时也只能限定在最小范围和有的确需要调查的必要,并且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或者之前告知利害关系人,他们有权提出书面异议,以衡平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从而提升价值绩效,最终形成制度性的"中国特色"。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之理性思考

调查取证权是刑事辩护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增加辩护方抗辩能力的有效路径。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自行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围绕新《律师法》修订实施后是否有所转变也存在诸多争论。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必要的。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对象应当侧重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事实"。

当前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的重点——调查取证

当前海峡两岸面临着大量刑事案件迫切需要对岸协助取证的情况,尤其是确定关系人所在或确认其身份,提供书证、物证及视听资料,取得证言及陈述,搜索及扣押等。《南京协议》首次规定了两岸调查取证互助事项,但是内容过于简单、原则。两岸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差别很大,但因狭义司法协助形式并不直接涉及敏感的国家主权问题,所以参照、变通适用当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关于调查取证的成功经验是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