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市形象短视频的大学生受众框架分析

传播学研究将框架类型划分为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框架理论在不断发展,其中Lulu Rodri-guez(露露·罗德里格兹)等人在2011年提出视觉框架系统可用于分析任何类型的视觉媒体内容或受众对该内容的感知。视觉媒体包括影视、短视频等。当下,短视频已成为传播城市形象的重要媒介。本文将抖音中传播重庆城市形象的短视频作为观照对象,以大学生受众为例,借助框架理论分析重庆城市形象短视频的受众框架。综合数据分析结果,并借鉴霍尔提出的三种解码立场,得出重庆城市形象短视频的受众框架具有三种解读方式。未来传播重庆城市形象的短视频要进一步发展,需争取更多“同向式解读”,减少“妥协式解读”,尽量避免“对抗式解读”。

从争议性新闻报道看媒介与受众框架的互动

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一直都是媒介关注的重要主题。本文通过对争议性事件、框架理论等概念的梳理,从传统媒介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编码—解码理论视角出发,分别讨论了争议性事件报道中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呈现方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提出了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之间进行有效互动的必要性和相应的互动策略,从而为争议性新闻事件的报道提供理论参考和对策依据。

从传者框架到受众框架:女司机媒介形象研究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理论梳理和例证分析,从框架理论的角度探析了"女司机"媒介形象的塑造,并创新性地从传者框架和受众框架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女司机的媒介形象是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共同作用的成果。其中媒介框架决定了受众框架,使受众框架促进了媒介框架继续反面报道女司机,而媒介框架的传播更加深了女司机的负面形象。

“受众框架”在移动新媒体对外传播中的有效性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媒体进入我国,对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舆论环境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西方媒体利用新闻框架,对符合自身利益的媒介事实进行构建,对西方受众的认知进行操控和影响;通过影像、图片、文字等符码,基于新闻客观主义,对西方受众对事件的评论、判断、认知进行影响,这种方法使得很多西方受众对我国国家形象产生了刻板成见,对我国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十分不利。随着移动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传播内容日渐丰富。因此,在移动新媒体对外传播中,应对"受众框架"的有效性进行分析,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增强我国移动新媒体对外传播效果。

媒体框架与受众框架的比较分析——以魏则西事件的电视报道为例

媒介框架理论为研究媒体与受众的关系确立了一种视角,本文选择国内电视媒体报道魏则西事件的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对深圳都市频道和法治频道的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以了解他们的新闻框架。同时,又通过电话问卷调查,试图了解公众接收电视媒体报道事件的特殊框架。通过比较媒体框架与受众框架证实我们的预设:电视媒体在报道特定事件时只呈现此事件的一部分,受众在收看电视新闻报道时也会有一定的偏向,他们各自有自己特定的框架。

框架理论视域下反腐剧的受众解读——以《人民的名义》为例

作为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框架理论多被用于对新闻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同样,影视艺术也是基于框架理论而形成的媒介现实。作为我国题材特殊的电视类型,反腐剧采取的叙述结构、运用的艺术手法、塑造的人物形象、促成的受众认知,都可归入框架理论的视野。本文以热播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为例,从框架理论视角分析反腐剧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不同文化博弈所呈现出的框架效应,试图为日后的框架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框架理论下微信对拟态环境的重构

在传统大众传播时代,媒体框架往往是受众认知的唯一途径,媒体通过消息来源的选择与组织建构不同的新闻价值。但在微信时代,受众的认知则更多包含了对媒体框架的修饰、充实甚至推翻。媒体框架的重要程度在降低,它成为受众的认知途径之一,并往往被微信人际传播中的个体经验和群体传播中的常人理论所检验。本文通过对微信传播模式、文本内容、传播特点、受众需求等方面的分析,探讨微信如何形成对拟态环境的重构。

央视“你幸福吗？”系列报道框架分析

【摘要】2012年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假日特别调查“你幸福吗？”系列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从宏观层面看，“幸福调查”选择了“个人一国家”相结合的主题，力图将个人幸福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相联系；中观层面看，“幸福调查”通过筛选、编辑、重组，意在建构“幸福”框架，迎合“喜迎十八大”的政治背景。由于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报道受到了一些质疑与批评。

互联网时代新闻框架的应用

在互联网时代新闻框架的应用十分广泛,其中新闻框架和受众框架的存在共同影响着新闻的报道,大众媒体的新闻框架为受众提供话题议程,影响受众解读框架的形成。受众框架则通过舆论回馈给予大众媒体反馈信息,从而影响媒体的新闻框架。

框架理论视域下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以湖南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我们的非洲朋友》为例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我国发展的新要务,如何提升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是当下中国媒体的重要议题。本文以湖南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我们的非洲朋友》为例,分析其迅速走红的原因,说明在新媒体时代框架理论及其应用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转向--国际传播的关键已从传统媒体时代只关注媒介框架转向对受众框架以及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之间互动。这对我国今后“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实践,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蝙蝠侠》首映枪击案传播学解读

通过回顾"蝙蝠侠首映"枪击事件,从传播学角度审视了事件的始末,从外界环境和个人因素两个层面入手,通过媒介暴力与仿真超真实、受众框架、媒介依存症与镜中我等理论依据,探讨了犯罪者霍尔姆斯的影响机制和导致其暴行的构成原因。并在事件基础上,为受众和媒体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浅析新媒体环境下的反转新闻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人都可化身为记者,UGC(用户生产内容)的量不断上涨,新闻来源多样,各个自媒体平台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新闻",而正因为人人都能生产所谓的"新闻",不断地弱化"把关人"理论的效果。外加媒体前期为迎合受众既有的价值观和态度(所谓的受众框架理论),在读者之间寻求共鸣以增强媒体的影响力,导致反转新闻的频频出现,降低了新闻的可信度,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本文针对怎么抑制反转新闻的出现提出了两点对策:一是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二是大众社会责任感及新闻素养的培养。

理解国际议程设置:议题传播与框架互动

成功开展国际议程设置是拓展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也是大国展现国际形象的有效途径。回顾既有研究可以发现,议题发起方的权力优势和相关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影响着议题的形成和最终制度化。然而,若要使所倡导的议题得到认可并成功进入国际议程中,“议题传播”同样是关键阶段。文章着眼于国际议程设置在议题传播阶段的效果,借鉴框架理论的相关研究,考察了议题接收方的既有认知,进而将议程设置中的各方态度进行操作化发现,“传者框架与受众框架之间的互动是影响议题传播效果和议程设置成败的关键”。当两种框架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时,议程设置或是成败不明、或会走向失败。加拿大推动国际禁雷议程因框架匹配而获得成功、欧洲应对难民危机因框架模糊而效果未知、美苏核裁军倡议因框架冲突而失败,这三个事件可作为典型案例进行验证。文章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在于,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在开展国际议程设置活动时,需要综合考察议题接收方的多元利益,使议题在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同时,尽可能避免与接收方的核心利益产生冲突,以实现各国共同利益和一国优先利益的平衡。此外,一国需要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正确的义利观等方式来提升并维护行为体认同,如此方能实现框架匹配,保证议题传播的效果。

框架理论视野下CRI《梅姨,你好!》微视频报道分析

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使命是向世界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重点是内容建设。内容建设既包括讲什么,也包括怎么讲。中国媒体一般比较重视讲什么,而对怎么讲即如何对内容进行组织建构的关注度还不够。同时,中国故事应该有多重表达,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其中最重要的一重表达应该通过中国人看世界来呈现。本文以一条有关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访华的微视频报道《梅姨,你好!》为例,试着从框架理论(Frame Theory)涉及的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角度,分析该视频给讲好中国故事在内容建设上如何发力所带来的启示。

诱导还是警示:对明星吸毒新闻传播效果的实证分析

明星吸毒已成为近两年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学界较为关注这类事件的媒体传播作用是警示大众远离毒品,还是诱导大众尝试毒品。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实证研究了新闻关注程度对受众框架、进而对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创新性地引入中介变量测量传播效果,在我国框架研究和明星吸毒新闻研究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本研究对12位中国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对811位中国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明星吸毒新闻对受众具有较强的警示作用,且没有诱导受众和明星粉丝群体接触毒品;减少对明星个体的关注,加强对毒品和吸毒行为的关注,将会提升传播效果。

央视“幸福调查”为何受到质疑

2012年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假日特别调查"你幸福吗?"系列报道,报道中采访了大量平民百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宏观层面看,"幸福调查"选择了"个人—国家"相结合的主题,力图将个人幸福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相联系;中观层面看,"幸福调查"通过筛选、编辑、重组,意在建构"幸福"框架,迎合"喜迎十八大"的政治背景;在微观层面上,"幸福调查"采用了"原生态"的叙事方式,淡化了导演痕迹,力求在细节上展现真实。但由于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宏观框架与微观框架间缺乏有机的融合,报道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