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地区农户户均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

农户受偿意愿对生态补偿的成功实施意义重大。盐池县农户对禁牧政策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文化程度、家庭总收入、羊只拥有量等对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今后要实施精准扶贫增强贫困户的内生发展动力,杜绝"一刀切"的补偿标准,发展草畜等优势特色产业。

基于UTAUT模型的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农户受偿意愿研究

为了有效提高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基于洞庭湖平原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以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UTAUT)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运用CVM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索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政府给予相应生态补偿的情况下,调查区域内同意以减施农药化肥方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农户有77.34%;非参数估计法测算出农户的受偿意愿水平为2094.45元·hm^(-2)·a^(-1),而Heckman两阶段估计方法计算结果为1764.34元·hm^(-2)·a^(-1),二者可分别作为洞庭湖平原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上、下限的参考值;经济绩效期望、经济能力、公共关系、技术便利性和政策便利性等因素对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而社会因素负向影响着农户受偿意愿。因此,政府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尽快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户生态补偿政策,促进农户受偿意愿的提高,并增强社会因素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引导农户树立治理耕地面源污染的主体意识,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

基于养殖户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的禽流感补偿标准研究——以宁夏中卫沙坡区为例

合理的禽流感补偿标准对于及时控制疫情的扩散蔓延、促进家禽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宁夏中卫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意愿调查法测算养殖户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情景下的受偿水平,进而探讨能激励养殖户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的最低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愿意接受[42.03%,54.51%]、[47.83%,64.27%]的补偿强度作为上报疫情的激励,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愿意接受[53.39%,56.62%]、[62.60%,66.74%]的补偿强度作为恢复生产的激励;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在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情景下可接受的平均补偿标准区间分别为[21.67元/只,22.12元/只]、[30.33元/只,31.14元/只],规模养殖户可接受的补偿标准高于散养户;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在上报疫情和恢复生产情景下可接受的补偿标准因蛋鸡月龄而异,饲养5个月龄蛋鸡的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愿意接受的补偿标准最高。

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补偿标准测算——基于湖北省武汉、随州与黄冈三市的调查

本文以CVM为基础,从"保护者得到补偿"、"社会受益、政府补偿"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模拟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市场,考察了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受偿意愿及意愿受偿水平。研究表明,82.1%的农民愿意接受一定金额的补偿作为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激励。在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利用参数估计方法测算出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补偿标准为544.32元/年·户;在不考虑农民禀赋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利用非参数估计方法测算出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意愿受偿水平下限为415.16元/年·户,上限为505.68元/年·户。运用Heckman Selection Model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有主要收入来源、家庭总收入、废弃物工作处理满意程度;影响农民意愿受偿水平的关键因素则包括性别、年龄、家庭总收入、耕地面积、农村环境评价、环保政策作用感知。

黄河流域上游企业参与生态补偿行为研究——以甘肃段为例

从将黄河上游企业作为补偿客体的角度出发,以甘肃段为例,选取146个企业作为随机样本研究其参与生态补偿行为。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调查企业生态补偿参与意愿（WTA）及受偿水平,调查结果表明：研究区企业生态补偿参与意愿较高,占总样本的89.04%;参与生态补偿的企业愿意接受的平均补偿水平为其节能排污年费用的71.68%。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研究企业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及受偿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处地区经济状况、行业、规模、企业对生态补偿机制了解程度、企业认为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必要性、企业对周边环境状况自评与企业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相关性;企业所处地区经济状况、规模、企业对周边环境状况的自评与受偿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