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受偿额度及执行保护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和远城区为实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在对农户样本特征和生态效益认知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应用意愿调查法构建模拟假想的补偿政策和交易市场,从耕地产生正外部效益角度对农民进行补偿,测算出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受偿意愿及额度,并对农户获得耕地补偿后能否真正执行与实施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户对耕地的生态效益认知较薄弱;测算出武汉市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受偿意愿平均为每年每亩450.95元;农户耕地保护行为的参与意愿与个体的文化特征、经济特征和耕地保护政策认知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耕地资源保护不仅要给予农户经济激励补偿,也要从意识上提高生态环境认知,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的转变,充分调动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落实耕地的最终保护责任,才能最终解决耕地生态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资本禀赋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分析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主动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不仅影响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决定污染治理的效果。本文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的受偿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建立资本禀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说,利用秦巴生态功能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两阶段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86.69%,农户受偿额度的均值是6 444.37元/hm^2·a。(2)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亲戚朋友信任程度、邻里信任程度、村干部信任程度和借钱人数等变量均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与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正相关,意味着资本禀赋越高的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的概率越大。(3)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借钱人数和是否贫困县等变量均对农户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亲戚朋友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丰富,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的政策建议。

农地整理中农民利益受损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

利用武汉城市圈5个县区39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给农户带来的利益受损状况、受损类型、农民利益受损后的期望受偿方式和受偿额度;并以耕地被占用损失为例,运用多元有序选择模型估计耕地被占用损失的受偿方式和受偿额度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利益存在一定程度的受损,受损类型包括耕地被占用、耕地质量降低、田块分割、祖坟迁移、青苗损失、房屋拆迁、塘堰被填和宅基地减少;不同的利益受损类型,农民愿意接受的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差异较大;家庭总人口、村干部身份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耕地被占用补偿方式的选择,而年龄、受教育程度分别在1%、15%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耕地被占用补偿标准的选择。研究结果可为土地管理部门的补偿政策调整提供支持。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基于农用化学品施用控制的湖南省生态补偿标准及对策探析

基于农用化学品施用控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从施用强度、种类、方式等方面调查分析了湖南省农用化学品施用现状;结合问卷调查的数据,运用SPSS对农户特征和农用化学品减施意愿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年龄,水稻种植面积,农户对化肥、农药施用不良影响的了解程度与农户减施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农用化学品不同施用限制标准的农户受偿额度进行了测算,并以此为依据确定了生态补偿标准。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多元化的减施农用化学品生态补偿机制、提升农户对减施农用化学品的认知、强化农户减施农用化学品的技术培训及引导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等对策建议。

基于农用化学品施用控制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大兴安岭南麓科尔沁右翼前旗为例

以大兴安岭南麓科尔沁右翼前旗为例,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方法(CVM)和机会成本法估算玉米种植户削减化肥、农药施用的补偿额度,并分析了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在合理经济补偿下,削减50%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有91.16%和70.41%的农户愿意参与,积极性较高。削减100%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有78.68%和62.93%的农户愿意参与,积极性降低。(2)削减50%化肥、农药施用量的补偿标准合理区间分别为3270~6793元/公顷和5025~8456元/公顷;削减100%化肥、农药施用量的补偿标准合理区间分别为6090~9592元/公顷和6810~10803元/公顷。(3)按照产量划分土地等级,根据土地等级制定差异化补偿标准,将提高生态补偿效率。(4)家庭经济状况和农户生态环境认知情况是削减农用化学品受偿额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重点开发区域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分析——武汉市的例证

重点开发区域农户参与农田保护性耕作的机会成本极大,农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刻不容缓。本文以武汉市为实证,从保护性耕作的视角入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探讨了重点开发区域农田生态补偿农户受偿额度,在此基础上,通过Tobit回归模型检验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化肥、农药的减少比例从<10%增加到>50%,农户的受偿额度分别由4 687.50元/(hm2·a)、4 750.05元/(hm2·a)增加到7 720.65元/(hm2·a)、10 227.30元/(hm2·a),且在同等减少比例下,农户对农药减少的受偿额度要大于化肥减少的受偿额度;2性别、距离城镇远近、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化肥施用受偿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年龄和家庭整体劳动能力有负向显著影响。村集体经济状况、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农药施用受偿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家庭年现金收入有负向显著影响。

生态功能区域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分析——以湖北省麻城市为例

以湖北省麻城市为实证,基于农户的受偿意愿,综合考虑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确定出农田生态补偿额度,在此基础上,通过Tobit模型检验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1在对保护性耕作有经济补偿的前提下,分别有84%和70.67%的受访农户愿意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量;2随着化肥、农药的减少比例从<10%增加到>50%,农户的受偿额度分别由1 125元/hm2·年、3 600元/hm2·年增加到7 250元/hm2·年、9 815元/hm2·年,农户的机会成本分别由688元/hm2·年、2 808元/hm2·年增加到6 298元/hm2·年、9 321元/hm2·年,且在同等减少比例下,农户对农药减少的机会成本和受偿额度都要大于化肥减少的机会成本和受偿额度;3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对农田生态环境的认知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化肥施用受偿额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年龄和家庭年现金收入有负向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距离城镇的远近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期望指数对农户减少农药施用受偿额度有正向显著影响,而家庭年现金收入有负向显著影响。

资本禀赋何以影响牧民的退牧受偿意愿？——基于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地牧民的考察

生态补偿是激励牧民参与退牧还草,实现经济与环境共赢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基于布迪厄的实践逻辑理论,构建资本禀赋影响牧民退牧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说,采用双栏模型对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地210份牧民样本数据进行运算,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牧民退牧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74.76%的牧民愿意参与退牧,预期受偿额度主要集中在6000-7500元/hm^2之间,牧民受偿额度的心理预期差异较大;资本禀赋对牧民退牧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收入、家庭劳动力人数、受教育程度、培训效果满意度、邻里关系、家庭关系、牧民清理周边垃圾的态度及对子女外出打工的态度对牧民的退牧参与意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资本禀赋与牧民退牧受偿额度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家庭劳动力人数、草场面积、受教育程度、培训效果满意度、生态保护的传统文化、对子女外出打工的态度、家庭关系对牧民退牧受偿额度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文中提出构建多元化补偿机制、增强牧民生计能力、形塑牧民环境素养与延伸牧民社会关系网络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