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动的实践”质疑

实践的实质是人与外界物体的对象化活动 ,它表现为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其受动性是指能动性发出时自然物体的性质和规律对象到人自身的一种回报 ,或者说是人对自然物体的性质和规律的认识和掌握 ,因而是能动性的具体实施。由此 ,受动性也就不是被动性。实践的本质是能动性 ,而实践中表现出的被动现象是实践活动所结成的社会形式对实践能动性的压抑和限制 ,这是一种伴随实践而生的异化现象 ,它终究还要被实践的能动性所克服。

藏缅语表施动和受动的结构助词

1.藏缅语多数语言属于词根孤立语,与印欧语相比较,这些语言形态变化少,语序和虚词的作用比较重要。结构助词即是很重要的一类虚词。这是附在实词(主要是名词和代词)或词组等成分之后,表明它所附成分在句子中与其他成分之间语法语义关系的一类后置虚词。 2.对于结构助词的研究,目前还很薄弱,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仅散见于各语言简志的助词(或介词)部分,尚未见系统研究藏缅语结构助词的论文或专著问世;国外学者一般是把结构助词称为小品词(particle),通常在名词格的部分来讨论。

能动与受动:科幻电影评价的媒体性标准

在传播学的视野下,科幻电影既是具有能动性的媒体,又是具备受动性的信息。在能动性的意义上,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还承载着传播科技理念、塑造国家形象和进行心灵沟通的功能;在受动性的意义上,它的表现形式和观众定位受到传播平台的影响。院线科幻片、电视科幻片、网络科幻片等类型的产生与传播平台的特性密切相关。在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意义上,科幻电影不仅是自身的传播媒介,同时也对其他媒体的发展和影响加以表现和描绘,亦即作为元媒体发挥作用。综合上述三种意义,在对科幻电影的媒体性进行评价时,可以运用多元评价体系,将标准细化为科学性、实力性、共同体、技术性、言论性、效果性、前瞻性、批判性、反身性等要点。

现代汉语中的施动受动问题

传统语言学中的语态主要指通过形态变化表示的动词语法范畴,并将施事、受事等语义角色和主语、宾语等句法功能相联系讨论主动被动问题,这样的描述主要适合于有形态变化且属主宾语格局的语言。功能语言学不拘泥于动词的形态,将主动被动看作小句层面的特征,并用施动句(operative clause)、受动句(receptive clause)取代主动句、被动句的概念。施动句受动句可以看成选择不同参与者角色实现话题突出的资源。在此视角之下,结合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汉语中的施动句受动句可以看作一个连续统,二者之间在施事话题—受事话题、动态—静态、施动—受动、参与者数目等方面表现出连续渐变的特征。连续统依次是:及物小句(茶馆掌柜拦住了大家)、不及物句(I)(客人哭了)、不及物句(II)(奇迹出现了)、“受事主语句”(书还了)、“长被动句”(门被小偷撬开了)、“短被动句”(门被撬开了)。这样的框架提供了描述受动句范围的新视角,汉语受动句中的一些特殊现象都可以在此框架下讨论。

受动者与能动者:教师职业生活的田野考察

通过对教师职业生活的田野考察,发现教师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角色间的纠葛、与学生成长的相对疏离、与家长教育认识的相对分歧、与学校管理者的相对微妙紧张、与现代教育观念的认同相对抵制,意味着教师职业生活中的受动性。同时发现教师通过自我理性调适而朝向的能动性样态,但基于马克思关于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实践哲学理论视野出发省思,需要知解的是教师受动性和能动性是辩证协调与统一的,而不是二元对立的。依据所论问题和田野考察,可能的改进策略分别在于相对变革学校时空管理观念,赋予教师相对的时空自由;尊重教师自身的专业权威与劳动价值;促进不同主体间沟通,建构有效的家校合作;相对变革教育评价标准,引导现代教育观念行之于途。

受动性:一个有待开启的实践向度——马克思实践观的受动性之维的再揭示

长期以来,学界囿于受动性所谓的"附属化"和"消极性"的解读,而将实践直接等同于主观能动性活动,结果导致了实践活动的"人类中心化"和实践主体的"祛感性化"这一现代主义误区。殊不知,受动性与能动性作为实践活动须臾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不但被赋予同等的重要性,而且二者相互之间的互动、协同,在促进自身不断提升的同时,亦成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理性和感性、人与自然等矛盾的真正解决的谜底,并昭示我们向中国古老的阴阳生命哲学的回归。因此,对受动性概念的彰显无疑具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它不仅开启了之于实践概念的现代性批判之维和感性生命之维,也开启了实践概念研究中的中西马对话之维。

翻译的双重性——主动性和受动性

传统译论主要从语言学角度讨论翻译，目的在于产生与原文对等的译语文本，以忠实和对等为基础，忽视译者的主动性。实际上，翻译，无论是小说还是非小说，总是在主动性和受动性之间不停地寻找平衡点，主动性是翻译的精华所在，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本文旨在通过对译者主动性和受动性之间关系的研究，进一步肯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主动性。

能动性与受动性:生命实践的双重之维

广义的实践概念是一种生命实践的概念,而生命实践理应包括能动性与受动性这两个方面。在人类哲学史上,生命实践的这一双重维度不仅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灵与肉之间,不仅体现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现象学式的身体行为与实用主义式的身体行为之间,亦以所谓的"儒道之辨"、所谓的"理学、心学之辨"贯彻于整个中国古代的践行理论讨论之中。其实,正如古人的"阴阳合德"思想表明的那样,能动性和受动性双方在人类生命实践中始终是须臾不可分的,任何完善而完美的人类生命实践活动都是能受一体活动的体现。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现代实践观中日益膨胀的"唯心主义",也为我们走出现代主义文明与后现代主义文明的两难选择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迪和行动指南。

“在NV下”式的受动特性与成立动因

本文认为“在NV下”式隐含着被动观念,将与动词短语发生关系的“在……下”看成是一种可能被标。第一部分分析“在NV下”句的受动格局和受事分布;第二部分立出始发和现存两个指标分析“在NV下”式在隐含着被动观念的同时对所涉事件的划分方式上的内部差异;第三部分对“在 NV下”式的成立动因,分别从历时条件、框架蕴含、动性显化和语际诱发进行了辨察。

论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研究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是自然存在物的角度论述了人不但具有能动性,同时还具有受动性。在此基础上他在其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对一切旧唯物主义尤其是费尔巴哈和唯心主义的批判,间接地阐明了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基础,能动性是对受动性的反求,人是通过实践实现二者的统一的。而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未能认识到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未能真正理解"实践"。

论实践的主动性与受动性

人的实践活动既有主动性,又有受动性;既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又是对这种限制的超越。人的实践活动是主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研究实践的主动性与受动性及其关系,有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实践的主体性,从而进一步提高积极的实践的主体性的活力,防止和避免消极的实践的主体性的发生,把实践的主体性建构在科学的基础上,以保证积极的实践的主体性获得充分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实践的主动性与受动性及其关系,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有价值的。对实践的主动性与受动性及其关系的分析与研究,需要大量的新成果、新事实来丰富和发展。随着实践的主动性与受动性及其关系的深入研究,整个人类的实践的主体性水平将大大提高。

隐喻认知的受动性与自为性研究

隐喻效果的实现依赖于认知者的解读。由于隐喻及其意义具有多种假设和开放性特征,本文提出,隐喻及意义的解读不可忽视认知主体的受动性,特别是认知主体自为性的影响;隐喻效果的实现在心理学上体现为四个认知机制的运作过程,是认知者对相关信息进行筛选、确认、允准和自我满足等一系列心理商榷的结果。

论人的受动性

人的主体性既包括能动性又包括受动性。受动性揭示的是人对客体对象的依赖性、受制约性和受束缚性 ,它是人能动地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受动性。人的受动性可划分为外在受动性和内在受动性 ,外在受动性体现为人对客观规律、条件、手段和社会关系的受动关系 ,内在受动性体现为人对自身肉体、思想和知识的受动关系。人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能动性和受动性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 ,两者统一的基础是实践 。

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初探

人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体:能动性之中有受动性,受动性之中有能动性。两者的辩证统一是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任何夸大人的能动性而否定人的受动性,或者夸大人的受动性而否定人的能动性都是不科学的。

中共党史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表征、内涵与规限——以“抗日”相关语汇英译文的历时演变为例

文章聚焦中共党史著作中“抗日”相关语汇英译文的历时演变,深入阐析相关语汇英译文历时演变背后的社会动因,借鉴哲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相关概念,尝试探究英译文历时演变中译者主体性的表征、内涵与规限。研究发现,中共党史核心语汇英译文的历时演变是国家翻译机构译者因应社会历史语境变迁的必然选择,是彰显译者主体性的自然结果。中共党史英译中,译者能动性是译者的标记状态,译者受动性是译者的默认状态,理解的历史性为译者发挥能动性提供哲学理据,文本的确定性则为译者的能动性施加规限,构成译者的受动性。

《马氏文通·受动字》研究

受动字是《马氏文通》中动字的一个次类。实际上受动字只是外动字的用法问题,具体地说是被动句问题,所以不应把受动字单独列为一类。《马氏文通》"受动字"节所概括的被动句"六式",与后来语法学家对被动句的认识相比,更加符合古汉语实际。

论阐释的主体之维——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阐释主体原本是阐释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但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人们讳言作者,讳言主体,影响所及,阐释学似乎也就大大淡化了对阐释主体的关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高度关注阐释主体的“前见”(偏见)对于阐释行为及结果的影响,但对阐释主体的意识行为之于阐释过程的重要作用却似乎不大关注。根据中国阐释传统的经验,阐释主体问题始终处于阐释思想与实践的核心位置。由于社会境遇和个人遭际以及个性的差异,面对同一阐释对象,不同的阐释主体会得出大不相同的阐释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阐释主体自觉选择的产物。因此注重研究阐释主体本身的诸种特性与局限,例如主动与受动、显在与隐在等等,应该是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基本特色之一。

受动抑或主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促进性因素机理研究

文章突破了原有的城市土地限制性因素分析,从城市土地经营的行为主体的角度,开创性的提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促进性因素,对城市土地的集约类型进行了划分,划分为了主动性土地集约和受动性土地集约,进而细分为内生性主动集约和外生性主动集约、相权性受动集约和调控性受动集约。并将这些因素置于私人收益、私人成本、社会收益、社会成本的复合坐标体系之下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与研究,分别对其形成的原因和表现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描述,同时对控制土地集约度的重要性予以强调,最后对土地集约促进性因素的分类及其运作做了相关的展望。

对自由的理解要充分认识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

对自由的理解，必须充分认识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独有的特性，但在谈能动性时不能忽视人的受动性。人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人是自由与限制的统一。人的自由受自身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制约。人们只有充分认识和利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