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命于天”到“人民至上”:新型现代国家建设中的道德权威转型

作为象征意义体系的核心要素,道德权威是建构集体认同的精神力量,也是推进集体行动并维护公共权力有效运作的正当性基础。古代中国以上天为最高道德权威,强调天子受命于天,并将天、君、民的关系纳入了道德的范畴,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明秩序。近代以来,面对内外部力量的冲击,传统的文明秩序难以维系。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建构了“人民”的概念,建立了人民至上的新型现代国家,塑造了以“人民”为至高道德权威的现代文明秩序,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在对公共权力的塑造上,“人民”和“上天”所发挥的角色与功能具有显著的历史延续性。作为至高道德权威的“上天”和“人民”塑造了公共权力的认同基础,规定了公共权力的最终来源,强化了道德在公共权力运作中的重要性。但与服务于古代王朝国家的天人哲学不同,在以人民为至高道德权威的现代文明秩序中,“人民至上”的新型现代国家就表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现代国家,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国家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国家。

从“受命于天”到“内圣外王”——先秦时期君权合法性的理论建构

商周时期,“受命于天”的观念内含上帝与王者之间的隐秘约定,王者以担当政治责任的承诺,换取上帝的授命。周公强化了这种承诺,并将“畜众”责任拓展为以“敬天保民”为纲领的系统施政原则。春秋时期,“天”被虚化,形成了天意由民意决定的认识,上天(帝)授命实际上转变成人民同意,还出现了“立君为民”和反抗暴君具有正当性的激进主张。墨子尝试重建主宰之天,希望借助鬼神的威慑力推行其政治主张,这一理论建构路径为汉儒所继承。孟子以“天与人归”的命题整合了春秋以来的相关传统,接续孔子将外在的功德之“德”转换为内在的品质之“德”,“天与”和“人归”就此汇聚于君主的内在德性,“内圣外王”遂成为儒家君权合法性理论的经典表述,并随着后世儒学的意识形态化,逐渐演变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普遍的政治信念和认知模式。

受命于天,政在保民——《孟子》新读之三

除了“邹与鲁鬨”章外,记录孟子在邹国活动的还有《孟子·告子下》的“礼与食孰重”章与“人皆可以为尧舜”章。在前一章,有一个任国人问孟子弟子屋庐子:“礼仪与食物哪一个重要?”屋庐子回答:“当然是礼仪重要了。”任国人问:“按照礼仪去谋食,就得饿死;不遵守礼仪去谋食,就能得到食物,那还一定要遵守礼仪吗?”“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告子下》)从这句话,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邹国。

“受命于天”与中国古代施政观念的形成——商周时期政治思想述论

商周时期,产生于巫术背景下的"受命于天"的王权合法性观念,仍带有原始思维特征,对沟通天人灵媒的垄断仍是王权受命最重要的象征。但它在"受命于天"的外壳下,已蕴涵着对受命者政治责任的预设。从"畜众"到"保民",受命条件之内容不断拓展,受命主体"德行"等主观作为之重要性日益突显,逐渐导引出对政治得失的理性主义思考和对王朝施政原则的最初设定。这些思考和设定,虽仍包裹在天命信仰的外壳内,却成为中国3000余年政治思想史的开端,其价值取向、认知框架,乃至从中产生的具体施政原则,大体上圈定和框范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后的问题意识、思考方向和运思边界。商周之际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奠基期,也是中华政治文明的奠基期。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五畤祭天、帝国崛起——寻找汉雍五畤之“秦宣公密畤”

“畤”是古代郊祀的形式之一,是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地点。文献记载,秦国自襄公时开始建畤,先后在秦都城之一的雍城郊外建四畤:鄕、密、上、下畤。《艺术品鉴》曾于2020年3月刊发表《寻找汉雍五畤之“吴阳下畤”》一文,所报道的即是或为汉雍五畤之一的“吴阳下畤”。作为秦汉时期统治阶级意志和祭祀观念的显现方式之一。

天安门:受命于天,安邦治民

天安门是国家的象征,它是国徽上的主要符号,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国徽又镶嵌在天安门正中,突出了天安门在国家政治和文化上的重要地位。遵循《周礼》中的“三朝五门”制度,天子之城建起了重重宫门,体现皇家威仪,保障天子安全。天安门是重要的皇城空间格局的标志。

论司马迁在受命、革命问题上的矛盾

论司马迁在受命、革命问题上的矛盾王培华殷周革命是先秦史上的重要事件，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所谓政治变革，指的是殷周一家一姓王朝统治和都邑之转移的历史事实，但汉朝人对殷周革命的认识有很大的分岐。《史...

刘邦是“受命而帝”吗?——析《高祖本纪》的神异描写

《史纪》(主要是《高祖本纪》)中写了有关刘邦种种神异的传说,似乎给刘邦抹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于是许多人都认为《史纪》作者是有意把刘邦描写成不同凡俗的超人——一个“受命于天”的帝王。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史纪》把刘邦“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其它一些著作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也大都持这一类的观点。这种看法,不仅有悖于《史纪》“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也不符合有关记载的实际情况。下面拟对有关的一些荒诞传说作一些具体剖析。《高祖本纪》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厌之。

一代受命之宝 千载王权沉淀——诠释“大清受命之宝”

名列清代二十五宝之首的“大清受命之宝”,白玉质,盘龙纽,方形,玺面边长14、通高12、纽高8.2厘米。玺文汉、满双语,汉文“大清受命之宝”6字两行篆体,左读;满文本字可译为“承天受命大清国之宝”,亦2行6字,右读。据清高宗御题《交泰殿宝谱序后》所记,“大清受命之宝”系清太宗以来旧玺,且为诸帝所传,故此在乾隆十三年诏改诸玺的满文本字为满文篆书时,该玺得以保持原貌,后人据此可知太宗以来宝玺满汉文共识、汉文篆体与满文本字的旧制。

论董仲舒神学的宗教学意义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１７９年，卒于公元前１０４年，①河北广川人（今景县），汉今文经学大师，以天人三策干进武帝。其“人副天数”、“天人感应”诸说已为学界所熟知，论者不乏高见。然从宗教学角度探讨尚不多见。兹奉管见，敬希引玉。董氏思想之神学背景汉承秦制，亦承...

试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

董仲舒是中国哲学史上继荀子之后第二个写有人性论专著的思想家,有《深察名号》、《实性》两篇人性论专题论文传世,还有不少人性论言论散见于其他文章中.他批判地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孟、荀等人在人性论方面的理论成果并加以新的发展,为汉唐的人性论奠定了基本框架.因此,董仲舒无疑在人性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从古到今,人们对董仲舒的人性论的认识和评价却很不一致.从归属上说,有说他近孟的,有说他近荀的,还有说他近告子的;有人说他是性三品论者,有人则说他绝不是性三品论者.至于评价,有的说他做出了杰出贡献,有的则说他实际上是倒退了;有的说他有辩证眼光,有的则说他走向了形而上学.如果能够循着董仲舒人性论自身的线索,揭示其内在逻辑层次,抓住其论述的重点和核心,这些分歧和疑难,也许可以得到恰当的解释和解决.本文不敢说能完全做到这些,但力求尝试着这样做.

中国古代礼制建筑

礼制建筑包括祭祖先的宗庙,祭天、地、日、月、山、川的坛庙等,是皇帝通过祭祀向天下显示其皇权"受命于天""淹有四海"具有合法性的场所,在古代是与宫殿并尊的重要建筑。受古代"至敬无文"(《礼记·礼器》语)观念的影响,礼制建筑追求端庄、简洁、肃穆,绝大多数采取中轴对称甚至纵横双轴或中心对称的布局,建筑用材高贵但装饰有度。现在所见古代实例如汉代的辟雍、明代的天坛,其布局和形体都以方、圆形为基础。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水经注》记载的禹迹──再论禹的传说

《水经注》是一部“宇宙亘古未有之奇书”，其记载的禹迹在内容和地域上都有进一步扩大。作者从这些以往关于大禹研究中注意甚少的史料中，又得出了关于大禹治水神话传说的新的结论。

从皇权天授到人民民主的天安门广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在这不平凡的65年里,首都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安门广场作为北京的心脏,也随着新中国发展的脚步,经历了从皇家前院到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的华丽转身。一、历史上的＂封闭庭院＂天安门广场整个建筑群位于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广场最北端是天安门,明代称为＂承天门＂,寓＂奉天承运,受命于天＂之意。

话说“御驾亲征”

一 “杨家将”是一则妇孺皆知,流传千古的反映宋代“金刀令公”杨业一门忠心保国为民的故事。熟知这个故事的人,自然知道宋代有位有名的宰相叫寇准。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大辽国的萧太后与辽圣宗挥兵大举进攻宋王朝,先后攻占了宋朝的岢岚军(今山西岢岚)。

传国玺与君权神授的观念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有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这是围绕着秦代的“传国玺”而展开的。“传国玺”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迷,有关传国玺的有无、始末等问题,唐宋以来有许多人在这方面做过文章,我们今天重新研究这一问题,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考据其有无、叙述其始末上,而要深入解决为什么会在秦始皇时创制这颗传国玺,其中贯彻了一种什么思想,以及它的授受演化,对当时及后世的政治起了何种影响等问题。本文试图找到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答案,以期识者指正。

再论董仲舒的人性论──答黄开国同志

再论董仲舒的人性论──答黄开国同志廖其发拙文“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教育思想研究”（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１年第２期）发表以后，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其中黄开国同志特撰“关于董仲舒人性论的两个问题”一文（同上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在肯定拙文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