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受命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论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体现了权力的受命者与服务对象的辩证关系。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汉代“王者作乐说”的承与变——由汲黯反对《天马歌》“协于宗庙”谈起

汉武帝作乐实践及其背后的“王者作乐”观念,同早期“王者作乐说”之“荐上帝”“明受命”有近似性。汲黯学于黄老,但其“(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之论和董仲舒的“乐为应人而作”可联成一系,为西汉学者关于王者作乐的主流认识;东汉则盛行系统化的“太平乃制礼作乐说”。据《墨子·三辩》所载,周武王、成王皆因袭先王之乐,则“作乐以承祖宗”,乐法先王,自有其统序。先王作乐的目的经历了“祭上帝”“明帝德”(“崇德”)向“化兆民”的转化;与之同步的是“功成作乐”与“治定制礼”前后次序的逐渐模糊化。“和神人”与“明德以受命”在初期阶段强调“和神”与“奉天”,“化民”作为实现二者的条件而存在。随着“明德”的义涵从“族德”转向“君子之德”,“化兆民”逐渐成了作乐的目的。“作乐”因其“祭帝”“应天”的作用,原本在“制礼”之前,后来二者次序逐渐倒置,与周公制礼作乐及其后世接受关系密切。

谶纬中的帝王世系及受命

帝王世系及其受命是谶纬的中心思想内容,其要义是论证汉政权之合法正统地位。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思想而展开。这一思想内容对于儒学和经学有所承继,更有所发明,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国历史文明早期寻求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历程,其影响至今仍绵延不绝。

周文王受命称王考

史称周文王平虞芮之讼而受命称王 ,后儒曾以正统观念加以怀疑是不对的。文王受命并称王在西周古文献及古文字资料中是有充分证据的 ,也是完全可信的。周文王受命称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0 5 8年。

战国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与封禅——对封禅礼形成的学术思想探源

封禅乃是活跃于战国秦汉之际的政治化宗教思想,经秦始皇、汉武帝的推阐,形成一种旨在维护国家法统的政治性礼仪,并由原本的齐学转入儒学而融入到谶纬的体系。封禅礼仪形成的这一过程是在战国秦汉之际受命改制思潮的推动下完成的,它是儒家礼学在汉代取得的一个发展硕果,不仅使儒家礼学从自身内容上得到新的充实和发展,而且也从礼学角度展示了儒家学说与时俱进的学术发展活力。

从清华简《程寤》篇看“文王受命”问题

"文王受命"是周王朝立国的终极依据和王朝命脉之所在,也是周王朝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有周一代的社会观念。关于"文王受命"说的起源,比较流行的司马迁所述的"虞芮质成"说实不如《程寤》的"大姒之梦"说更近乎历史的本真。这个观念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大姒之梦以前,文王受命是指接受商王之命,其后,则是取商王朝之命而代之,只是到了周公时期其内涵才扩而大之,成为文王接受天赐予的统治天下的大命。清华简《程寤》篇对于说明"文王受命"问题十分重要,此篇以述史为主的写法和一些用辞之例,都表明它当成书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的史官之手。这对于研究《逸周书》的成书时代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真实的历史,还是不断衍生的传说——对清华简文王受命的再考察

清华简《程寤》说文武皆受命,由《保训》知文王认为武王将要受命,他自己没有受命。清华简《程寤》与今本《逸周书》对照,可知文王受命十二年而终,而《耆夜》却说文王受命七年而终,清华简对文王受命问题存在明显矛盾的认识。《程寤》太姒寤梦或许是真有其事,但把梓树化为松柏域柞的征兆解释为受商人大命,最终决定权在文王那里。西周初年,随着政治意图的变化,武王、周公都曾为文王受命注入新的内容,因此文王受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更多的是一种不断衍生的政治传说。

论经学与汉代“受命”论的诠释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经学"受命"论的确立。根据董仲舒等人的诠释,汉代"受命"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命"而王所应具有的种种标志和象征,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灵芝等,这就是所谓"祥瑞"或"符瑞";二是当"受命"之君出现某些过失时,"上天"所采取的种种"警诫"和"谴告",如天变、灾害等,亦即所谓"灾异"。汉代"受命"理论的确立,不仅圆满解决了汉王朝如何继统的法理性问题,而且标志着经学所推崇的"汤武革命"学说已为人们所认同,但同时它也是一把让汉王朝感到惴惴不安的双刃剑。

两周受命说的初型与衍变

受命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释朝代更迭,受命者在原理上可以包括整个周代统治集团。周人在不同场合提出的"受命"所强调的内容各有不同:受命强调道德,革命强调武力,接受天命为政治神话,反思天命则为现实需求,不同内容相互之间存在着张力。西周中期之后,统治者逐渐消解了受命中存在的革命因素,同时对天命所做的反思渐至荡然无存,受命说成为一种固化的意识形态。东周以来,受命说的衍变与"文王之典"很有关系,"文王之典"指周文王所作的典法,学者整合文王受命、称王、改制,发展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的受命仪典,在其后的实际政治中广为应用。

“袁氏受命当王”与袁术袁绍称帝图谋——兼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政策的实施

汉末汝南袁氏为实现称帝图谋,制造天命,宣扬受命。袁术先私下僭号,后公开称帝,失败后将帝号归于袁绍,宣扬"袁氏受命当王"。袁绍承接袁术归还的"帝号"和"袁氏受命当王"的天命宣传,图谋称帝。"袁氏受命当王"的生成、宣传及其付诸实施,遭遇大一统观念的强烈抵制,其失败客观上宣告了名士家族借用天命而觊觎帝位企图的破产,并对汉末其他群雄有着重要的警示和规诫作用,促使其放弃"求诸侯"之念,改行"勤王"之道。

据清华简释《中庸》“武王末受命”

《中庸》“武王末受命”一语,历来未有确解。依据清华简新发现的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对西周早期历史记载的进一步梳理,揭示周人所谓“文王受命”的确切含义,进而论证“武王末受命”一语中的“末”应训“最终”,该句的意思是周武王最终接受了天命。

试论河洛受命仪式及其意义——兼论中国古代文化在秦汉时代的定位

河洛受命说在汉代发展起两个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是以伏羲为首的三皇五帝吏统,二是构拟出一个河洛受命仪式。这些成为此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用以追溯其渊源传承关系时的原则依据。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其内涵的丰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汉代纬书的演绎宣传应予特别关注。

论司马迁在受命、革命问题上的矛盾

论司马迁在受命、革命问题上的矛盾王培华殷周革命是先秦史上的重要事件，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所谓政治变革，指的是殷周一家一姓王朝统治和都邑之转移的历史事实，但汉朝人对殷周革命的认识有很大的分岐。《史...

论《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受命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于《春秋》之义多有发挥,最显著的便是将其导向谶纬。受《春秋繁露》影响极深的《春秋纬》,于其中的受命改制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其继承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以《春秋》为改制思想的发起点,皆为先言受命,后言改制;其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以灾异为天命之征象、多言圣人受命、将三统说与新五德终始学说杂糅等诸多方面。

滋养还是侵蚀女性领导价值?——象征主义任命与临危受命的连锁效应

整体而言,目前女性领导代表仍然不足。而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多是从宏观角度分析女性领导在职场中的劣势与障碍,对女性领导任命带来的价值陷阱还缺乏关注。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首先通过理论与实例来解释象征主义任命与临危受命两种任命动机的内涵与表现;然后深入分析两种典型女性领导任命的前因后果,包括任命动机、影响因素以及可能引发的后果;最后构建女性领导任命的连锁效应,解密两种任命动机是如何滋养或侵蚀组织性别权力结构的,并指出本研究带来的实践启发与未来研究展望。这有助于明晰女性领导任命的动机与作用后果,为组织管理与女性领导后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依据。

“五德终始说”与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

天人之际,是战国秦汉间思想界面临的最大的时代课题,其目的在于建构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理想。秦汉之际,对新政权的合法性进行系统的理论解释成为了当时政治秩序的首要问题,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尤其是其中五行相胜的历史循环论为王朝秩序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并对这一时期国家祭祀的理论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

“汉再受命”谶言的演变与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之路

"汉再受命"是两汉之际影响颇为深远的一句谶语。汉昭帝时公羊学家睦弘首发其端,甘忠可、夏贺良将之进一步系统化。其本意是要求改朝换代,革除汉朝的"天命",这成为王莽代汉的有力理论武器。随着托古改制的失败和"人心思汉"思潮的推动,"汉再受命"之说重新抬头,中心内容演变为"刘氏复兴",即推翻莽朝暴政,重建刘氏江山。光武帝刘秀充分利用这一谶言和自己名见谶书的巨大优势,神化自己,成功地消灭和招降各支政治势力,再续汉祚,成为一代中兴之主。

《汉书》并非断代史——以“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为视角

东汉官方“光武受命中兴”天命历史观明确表明,东汉政权是西汉政权的延续,汉朝只有一个,它经历了中衰阶段,重新由光武帝刘秀复兴,班固《汉书》严格贯彻了这一立场。班固没有把“西汉”视作一个已经终结的“朝代”,恰恰相反他否定“新莽”政权,歌颂刘秀复兴汉朝,在班固心目中《汉书》是一部本朝纪传体国史而非前代史。《汉书》只是半部汉史,而非始末完整的汉代全史,它不符合“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的标准,不是一部“断代史”。

土城战役临危受命战功卓著的干部团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落实创建川西北根据地的关键,却由于信息失误导致围歼尾随之敌的战役演变成了拉锯战。在敌我进攻与防守反复发生甚至危及指挥中枢之际,军委干部团临危受命,英勇出击,打得敌人四散溃逃,战场态势为之大变。土场战役以我方主动撤离而结束,尽管未能消灭尾随之敌,却给了敌人以严重的创伤与教训,军委干部团功不可没,而敌变我变、因地因时制宜的决策,决定了党和红军及革命事业最终取得胜利。

五德之说与西汉受命思潮的演变新论

邹衍五德终始说是历代统治者争取正统地位的基本政治理论之一。这一学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早在秦始皇时便已对它进行了"修正"。到了汉代,五德终始的相胜论逐渐为五德相生论所代替。然在相生说中,亦兼取五行相胜与毋常胜之义,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受命之说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