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

二战一结束,面对战争末期的痛苦经历以及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改造和"集体罪责"的指责,联邦德国社会迅速发展出了一种"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直至1960和1970年代,在法兰克福审判、学生运动和社民党政府历史反思策略的推动下,德国人开始从自身历史中寻找受害的根源,这种受害者意识越来越带有"批判性"。1980年代,基民盟/基社盟保守主义的历史政策将纳粹政权的执行者同样视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在比特堡事件中,出现了以塑造德国人自我认同为目标的"建构性"的受害者意识。从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初开始,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经历了新的复苏和膨胀,涌现出大量出版物和影视作品。在这种控诉式的记忆呈现模式中,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逐渐呈现"攻击性",隐含着与犹太人的受害者话语竞争的趋势。德国人本身的二战创伤记忆自有其合法性和意义,不应将其妖魔化。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如何在公共领域深入讨论它,批判而不是否定地看待它,并且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进一步将其欧洲化。

日本历史认知的民族心理探析

近年来,日本的历史认识日益成为阻碍日本外交发展的重要障碍。日本民族心理是影响日本历史认识的重要原因。该民族心理中独特的罪恶观、生死观、受害意识以及日本民族心理的自然主义等心理因子从意识深处左右着日本对历史问题的理性认识。

论大冈升平战争文学中的反战思想

大冈升平从战争受害者的立场出发,在其战争文学作品中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及其对人性的扭曲,塑造了厌战的日军形象,抨击了日本战后的战争动向,流露出了一些反战思想。但是,大冈没有认清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缺乏对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加害意识。归根结底,他反对的不是侵略战争,而只是给他本人和日本人带来巨大伤害的"愚蠢的战争"。且从历时的角度看,大冈反战的声音随时代的流逝渐趋微弱,在最后的作品中几近消失。

日本新世纪战争文学的新变研究——反思与迷惘:日本文学如何反思侵略战争

日本新世纪文学与二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但是其主题既不是反对侵略战争,也不是反对战败,而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整个世界大战进行反思,描写战争的残酷,战时经济困乏以及给普通民众造成的感情扭曲等的心理创伤。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反战、厌战的思想意识,其中既有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与作家的个人体验密切相关。日本反战文学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战争的揭露,二是对核战争的反对。纵观日本二战后的文坛,无论从数量上或质量上说,这一意义上的反战文学一直占主导地位。日本新世纪文学是从反战文学起步的。但是也毋庸讳言,由于战前的错误教育和舆论导向,日本人和日本作家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不尽一致,所以日本当代反战文学并不是清一色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文学,也存在打着反战的旗号为军国主义分子招魂和美化侵略战争的所谓反战文学。二者针锋相对、壁垒分明。我们期待着日本作家能从加害者的角度,从整体上,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探讨和剖析这场浩劫的内在原因;如能对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给予必要的批判,将具有更加发人深省的影响和巨大推动力量。倘若如此,这必将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福音。

福泽谕吉文明观与日本战争责任问题

福泽谕吉的文明观一方面为日本在“黑船来航”后的救国之路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其中隐藏的如将战争视为实现文明的一种手段等诸多偏颇观点，，也对后世的日本社会和国民的历史观造成了极大的误导作用。福泽谕吉在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使我们必须全面认识这一战后日本受害者意识来源之一的文明观哲学，并进一步解读其对战后日本历史观的消极影响。纵然福泽的文明观有其智慧之处，但后世却夸张其有点而忽略了其导向对外侵略的倾向。这种片面理解在一代又一代日本国民观念中得到不断加强，影响深远。福泽用其善变和具有讽刺意义的双重标准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其文明观对于整个日本社会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偏颇和恶劣影响。

不伤害及其结果的伦理审视——伤害伦理学的出场

伴随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社会逐渐从少数主体社会进步到普遍主体社会。在这种条件下,个人有了更多的行为选择的权利,因此必须进行更多的行为选择,并承担所选择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我们从不伤害引入探讨,展开对伤害的详细论述,重点讨论伤害事件后的责任问题,从生物学和心理学层面探讨伤害事件后的三种伤害意识:受害者意识、卸责者意识及施害者意识,由此得出伤害伦理学必须出场。

福泽谕吉文明论哲学的理论缺陷及现实影响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哲学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日本社会看到的多是其积极的启蒙意义,而其诸多理论缺陷却被人为隐藏。对后世的日本社会和国民的历史观造成了极大的误导作用,并导致了日本战后受害者意识普遍的现象,消极影响十分恶劣。因此,全面认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哲学就显得极为重要。

战后日本和平教育的内容与特点评析——以和平博物馆为视角

二战后期美国的战略空袭及原子弹的投放使日本遭受重创,战争的失败及战后民主改革的展开,宣告1890年以来所确立的军国主义教育体制在日本的解体。战后日本教育体制进行了民主化与非军事化改革,促使形式多样的和平教育活动开始在日本社会兴起,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展和平教育的国家之一。同时,在国内"和平主义"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兴起了修建和平博物馆以及对各种战争"遗迹"进行保护并对外开放展示的社会运动。各种类型及题材的和平博物馆,成为日本社会进行和平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考察战后日本和平博物馆的发展,可很好地观察战后日本和平教育的内容及特点。

何以报怨——伤害后的伦理审视

伤害事件发生后,可从受害者的角度思考伤害事件本身,从社会生物学角度思考受害者的内心反映及其可能采取的应对方式,并对这些应对方式进行相应的伦理审视,探讨可能产生的后伤害情况,进一步追问一个人受到伤害是否是其对施害者进行报复的合理理由。

作为“他者”的伪满书写——村上春树笔下的中国形象论

已成为历史概念的伪满州国,对于日本,尤其对于村上春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村上春树在其作品中对伪满洲国的书写,体现在主要人物的伪满经历与记忆上。村上春树关注较多的是残酷的战争背景与血腥的暴力场面。尽管日本人在伪满洲国的所为都是具有侵略性的,但村上春树在作品中呈现出较强的日本国民的受害者意识,还将伪满洲国的命运涂抹上历史虚无主义的色彩。村上春树依旧摆脱不了日本大众对曾被日本征服和开发的伪满洲国的怀旧之情,他在作品中还流露出对伪满时期中国人的轻视与傲慢,由此可见,村上春树的伪满叙事,是日本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村上春树书写伪满洲题材的目的,是为了反观当代日本社会体制中固有的弊病,正如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对"他者"的认识,是人类"自我"认识深化的内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