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育法》第92条“体育仲裁受案范围”探析

新《体育法》第9章第92条规定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这是启动体育仲裁程序的先决条件。研究认为从新《体育法》颁布前5年的司法判例看,体育仲裁机构设立势在必行,但从立法意图和现实需要均可论证此机构具有补位属性。由体育纠纷救济的司法实践可知,针对非平等主体间具备“体育特殊性”的纠纷,已有民商事仲裁、劳动仲裁和诉讼体系均无法全面发挥作用,需要体育仲裁机构介入才能妥善处理。“问题导向”系体育仲裁坚持的价值选择,处罚类纠纷、注册交流类纠纷和其他竞技体育纠纷共同构成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未来需要细化3大领域的具体适用标准。结合域外经验,建议降低受案范围条款的立法位阶,将体育仲裁机构受理纠纷的具体类型置于《体育仲裁规则》或《体育仲裁当事人指引手册》中,建立“立法-规则-指引”相协调的受案范围体系,以期体育仲裁机构更灵活处理体育实践中的纠纷。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等”外探索

概述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现状及受案范围狭窄、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分析了受案范围立法和其扩张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总结实践探索的经验;阐释受案范围扩张的必要性。指明受案范围扩张要抓住公共利益的“公共”本质、以未成年人利益受侵害为底线、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工作优势。采用“列举+概括”的方式,列举了重点领域解决受案范围的实践难题。

浅析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

为适应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趋势,有必要对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进行审视。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应有效监督行政权、维护制度公益、维护行政客观法秩序,目前其在拓展过程中存在具有主观性、呈现无序性、带有片面性等现实不足,应通过多种路径予以完善,具体包括:监督检察机关并发挥审判机关应有作用,克服拓展主观性;由碎片式拓展转向兜底条款设计,明确拓展方向;发展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提升拓展格局。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厘清

依据既有规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原理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可推导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需满足的四条标准:履职行为成熟、违法且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法院具备司法审查的能力、符合经济性。以上四条标准可将实务中出现的上级未督促下级、提供环境公共服务、尚在履职中的行为、单纯不回复或不采纳检察建议等四类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行为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不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应发许可而不发、给相对人施加的负担高于法定额度、施加财产给付类行为和申诫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履职行为;应该纳入受案范围的有违法颁发许可、施加资格罚、行为罚和责令改正。

论版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以法解释学和法律逻辑学为研究视角

版权的公共利益属性为版权公益诉讼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依据,然而版权公益诉讼的制度构造不甚明晰,尤其是版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缺乏合理的界定标准。依据法解释学分析,版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取决于版权领域“公共利益”的界定。从法律逻辑学的视角,分析版权“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即可界定版权“公共利益”,从而提出版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界定标准。本文提出采用“概括+列举”的方式界定版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概括式”是版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实质判断标准,即版权“公共利益”的认定,“列举式”则提出了损害版权领域“公共利益”的一些表现形式。这种界定标准既提供了原则性指引,保留了一定的解释空间,又列举了部分具体案件类型,有助于明确受案范围边界、提高裁判效率。

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公益诉讼经过试点后,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了四个受案范围。这并不意味着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仅限于此。原因在于“等”字的兜底从规范角度为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张提供合法性,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了其监督范围也不会拘于一隅,且“公益”的内涵也处在一个动态变化中。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从申请主体和功能定位来看,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且在实践中已有相关案件与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密切联系。因此有必要将证明商标保护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加以认可,后续再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进一步确认。对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其受理标准仍需与当前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保持一致。

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具体适用研究

我国新修订的《体育法》,增加专章对体育仲裁进行规制,其中第九十二条通过“列举+排除”的方法,对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进行确定。但是,相较于国际体育仲裁院(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以及其他国家的仲裁范围,我国《体育法》所规定的体育仲裁受理范围较狭窄,且与普通仲裁、劳动仲裁的受理范围进行了刚性划分,不符合体育活动的特殊性。因此,涉及体育的纠纷,我国体育仲裁机构均可受理,且要与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受案范围相衔接,从而避免国内体育纠纷被国际体育仲裁机构管辖的情形。

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之确定

修订后的《反垄断法》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而构建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消费者福利”与“消费者选择”相结合的启动标准兼顾了传统的价格竞争领域和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非价格竞争领域,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结合现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行为,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具有可诉的情形,而经营者集中行为并不适宜提起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行政协议受案范围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在理论上与司法实践中,关于何种类型的行政协议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争议颇多。这些争议主要表现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就行政协议是否为受案范围的冲突以及行政诉讼中行政协议受案范围类型的争论。形成这些争议的原因主要有行政协议界定困难、难以完全摆脱路径依赖以及审判理念不统一。为此,解决争议的方案有: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就行政协议受案范围保持相对一致性;总结司法实践中的审判经验,逐步明确行政协议受案范围的类型。

试论典型判例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探索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切实关系到行政审判功能的发挥,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主旋律带动下,这一领域以各类典型判例为支撑,呈现了三种趋向:1.以高校为代表的授权组织具有了被告资格;2.愈来愈多的行政行为被纳入受案范围;3.“可以审查的假定”模式进入司法视野。对这些趋势背后的司法判例进行探究,或可在我们研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相关问题时提供借鉴。

论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实践中增长的诉讼需要与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在现行立法上“等”字含义不明确的制度现状发生了矛盾,是制约其发挥程序价值的关键所在。扩大受案范围从检察机关的主体地位、保护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及扩大解释的角度进行论证,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为缓解制度供给紧张带来的不安定性,在合法性、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发挥司法能动性与尊重行政规律相结合等原则的前提下扩大受案范围,将弱势群体保护和教育公益诉讼纳入其范畴。

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类型化的缺陷及理性回归

《行政诉讼法》第25条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列举规定,此种模式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有其问题的。从法治实践视角观察,其问题体现为受案范围不周延性、受案范围具有选择性、受案范围具有问题应对性、受案范围具有短期效果性;从法治理论视角观察,列举式的行文方式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由诉权决定的法治进步欠契合、与行政监督的全方位性欠契合、与公益保护中公益的本质欠契合、与法治的三位一体机制欠契合。推动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回归理性,需要作出相应的制度设计,包括对公益概念作法律上的阐释、对公益作抽象解释、对公益作概括规定、对公益作公众选择性处理、对公益由诉权主体作出判定。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衔接

根据我国现行立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不一致表现出有三大类案件不能纳入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导致部分行政权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监督。导致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立法技术上的缺陷,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长期的行政权的膨胀。然而依法治国方略意味着控权制度和权力制衡原则被遵守,所以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就应当一方面保障行政复议制度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监督权力,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的立法目的。

抽象行政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赋予法院对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权，既有充分的学理和法律根据，又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现状提出的要求。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若干问题的思考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研究的重要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确立模式、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及行政终局行为的可诉性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立法应取消肯定列举式的规定,而采用由肯定的概括、否定的列举及例外三个部分结合构成的立法模式;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等抽象行政行为以及涉及公务员基本权利的内部行政行为都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国有必要取消行政最终裁决,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扩大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重头戏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修改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整个行诉法修改的重头戏。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修改,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大多主张较大幅度地扩大受案范围。但是对于应扩大哪些行政行为和事项,将哪些行政行为和事项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对于拟扩大纳入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和事项应扩大纳入到什么程度,则尚未完全达成共识。学界和实务界目前较有共识但在幅度上尚有争议的主要有三类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行政合同行为。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重新解读——以法律适用为视角看《行政诉讼法》相关制度的修改

《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包括了具体行政行为和其他行政案件,因而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同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对法律规定的错误解读。《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包含了非具体行政行为,是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其他行政案件的具体补充和体现。无论从行政诉讼设立本意层面还是实证层面来讲,应当以行政案件而非行政行为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标准。行政赔偿案件本身也应属于受案范围并直接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故不存在行政诉讼以外的所谓行政赔偿诉讼。

概括主义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种法解释路径的备忘录

针对我国《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列举式规定,法解释的主要方向也是列举主义属性。但是,该法律施行至今,其实还客观地存在着与此不同的概括主义法解释路径。该路径依据实定行政诉讼法的规范规定,通过全项列举或另定根据规范等方法,消解了列举主义"受案范围"的局限性,而这些方法同样能够适用于对新法内容的解释。

劳动争议处理受案范围的规范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扩大了劳动争议处理受案范围,地方立法例细化了劳动争议处理受案范围,但中国劳动争议处理受案范围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宜从三个方面展开改革:引入利益之争的调整事项、扩大权利事项的调整领域、厘清行政与仲裁、诉讼的界限。

论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拓展

受案范围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性范畴,关涉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应当接受司法监督的范围,进而影响公共利益的保障程度。在规范、实践及学说三重视角下所探索的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共同呈现出宽于现行法律明确列举类型的演进态势,且分别面临着法律依据有待增强,碎片化、共识尚待达成的现实挑战。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应加以拓宽,公共利益保障范围的动态与普遍、“等”字释义的开放性以及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广泛性为公益拓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未来拓展受案范围的活动,需遵循利益衡量、法定主义、司法统一的基本理念,从立法模式、受案标准、起诉人资格等方面去完善制度体系,并留意拓宽的必要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