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用于动词前的与格标记

介宾状语式给予类双及物结构不只见于北方方言,不少南方方言同样存在这种格式,其与格标记由受益者标记演变而来。北方方言的受益者标记多源于“给”义动词,南方方言则多源于伴随介词。由于受益者标记的来源有类型上的差异,与格标记也相应地呈现出类型上的差异。介宾状语式的双及物结构是汉语自身产生出来的,其在西北方言的高频使用是受SOV型非汉语的影响所致。

汉语方言“伴随-受益”的语义演变

在很多南方方言(包括南方官话)中,“和”(包括“跟”“搭”“共”“同”等)都可用于“N1+和+N2+VP”格式,表伴随、“人物方向”、引进受益者等。伴随介词经历了“伴随→人物方向/服务受益→受益者”的语义演变。表人物方向的“和”来源于伴随介词“和”,当N1为N2提供了某种信息服务时,表人物方向的“和”便有了兼表“服务受益”的用法,“和”由此逐渐演变为受益者标记。语义成分在概念空间上相邻是语义演变的基础,但其具体的演变过程,还要受语言系统中相关语义成分、句法结构等因素的制约。

川黔地区“给”“跟”功能相混现象考察——兼论“跟”表给予的来源

“给”和“跟”在川黔地区的西南官话中,功能上出现了很多类同现象。“跟”不但可以作伴随介词,还可以用作受益者标记、与格标记,甚至给予动词,其功能与官话的“给”相同。语义的多功能演变是导致“给”“跟”功能相混的主要原因。“给”经历了“给予>受益者>人物方向>伴随”“给予>受益者>接受者(动词前)”和“给予>接受者(动词后)”的语义演变;“跟”经历了“伴随>人物方向>受益者>接受者>给予”的语义演变。受益者标记“跟”在川黔地区的使用应是移民带来的,给“跟”演变为引出接受者的介词创造了条件。给予动词“跟”由“N+跟+O+VP”结构中引出接受者的“跟”演变而来。当N既是给予物又是交付者时,便激活了句子表达“给予”事件的信息,“跟+O+VP”就可由表接受受益的状中结构重新分析为连动结构,“跟”由此逐渐逆语法化为给予动词。

汉语方言受益者标记来源考察

汉语方言的受益者标记至少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来源于“给”义动词,如“给”“拨”等;(二)来源于伴随介词,如“跟”“和”“同”“搭”“挨”等;(三)来源于替代义动词“替”“代”;(四)来源于帮助义动词“帮”“助”;(五)来源于处置标记,如“把”“捉”。受益者标记来源不同,演变路径也不一样,这跟源词的语义有关。

汉语方言与“给”义动词相关的受益格标记

汉语方言中源于"给"义动词的受益格标记主要分布在官话区、徽语以及一些吴语、闽语中。双宾A式是"给"义动词演变为受益格标记的条件。"V给+Or+Ot"经过语用类推形成"V给+Or+VP",即由"给予某人某物"联想到"给予某人动作行为","V给"语法化为受益格标记,从而形成"受益格标记+O+VP"格式的施益句。此外,广西粤语中还有"VP+受益格标记+O"格式的施益句,其受益格标记由介宾补语式的双及物结构"V+Ot+与格标记+Or"中的与格标记演变而来,这种演变的产生跟壮语等SVO语言的影响有关。

汉语方言处置标记到受益者标记的演变

汉语方言中有一类由处置标记转来的受益者标记,主要分布于赣语、湘语、江淮官话。文章以宿松话为主要材料,说明处置标记所以能向受益者标记转变,根本原因是这些方言的处置动词带受事宾语几乎不受限制。受益者标记"把"就是在处置结构"N1+把+N2+V+N3"中逐渐演化出来的。"把"在有的方言中虽然可以用作给予动词,但受益者标记"把"在来源上跟给予动词"把"没有关联。

受益表达的使用条件和领属结构——汉日对比研究

汉语的"给"作为格标记,其主要功能是表述给予义和受益义;日语的受益标记不是格标记,属语用范畴,主要表示说话人的主观视点和立场,突显恩惠的施舍,施舍恩惠的对象不限于与格,还可以是宾格、领属格、伴随格等。因此日语的领属结构能用于受益句,而汉语的领属结构不能用于受益句。本文还考察了日语受益标记在从句、定语修饰成分内的使用限制以及汉日领属结构之间的不同语义和句法特征。

与格标记的发展演变

在广西境内的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中,双及物结构“动+Ot+与格标记+Or”中的与格标记可以朝受益者标记和对象格标记发展演变,而广西境内以外的汉语方言(除少数广东地区的粤语)则没有这种演变。这种差异体现了强SVO倾向型语言与SOV型语言(包括偏SOV型语言)的不同演变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