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性:大众传播的灵魂——对“受者中心论”的再思考

文章通过对“受者中心论”的辨析和对当下国内媒介种种失范现象的透视,指出了“受者中心论”在理论上存在的偏颇及其对大众传播实践的消极影响;并着重分析了积极弘扬传播主导性的现实意义,呼吁大众传媒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应切实担负起正确引导受众和舆论的神圣职责。

“受者中心论”负面效应评析

从“传者中心”论到“受者中心”论是传播理论的发展,它提升了受众的传播地位,消解了传者的独霸,促进了媒介的发展;但物极必反,“受众中心论”的理论在商业化背景中正被演变为“受众决定论”,其表现特征是:媒介追逐着受众,迎合受众,讨好受众,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媒介社会责任和功能的衰减,媒介主体意识的弱化,媒介内容的泛化和庸俗,品位与格调的低下等负面消极影响的连锁反应。媒介应正确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在坚持“社会效益”,发挥其社会责任和功能的前提下,最大化地满足受众需求,从而实现媒介的“经济效益”。

大众传媒时代对“受者中心论”的再反思

传者与受者,作为大众传播的两个主要支点,二者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值得人们研究和思考的,把传受关系简单归类于相对立的两极关系显然不能揭示传受关系的实质。通过人们不断地探索研究,可以发现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最早期的“魔弹论”发展到现在的“受者中心论”,而时至今日,“受者中心论”已在不知不觉间向“受者决定论”靠拢,媒介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传者,逐渐失去自己的社会功能与责任。

传者中心论到受者中心论——从《东方时空》看电视新闻受众观念的变化

在我国传播者的社会角色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转换 ,其强制化、权威化的特点逐渐减弱 ,服务特点逐渐加强 ,走的也是一个从“传者中心”到受者中心的路子 ,到九十年代后 ,大量在传播活动中的经验和教训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受众不仅仅是服务对象 ,它也是接受主体。而且 ,应该是一种传播活动能否实现的最关键的环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

对“受者中心论的反思”

“受者中心论”在理论上有失偏颇，在实践中容易产生误导作用。在商业主义浪潮汹涌澎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相当复杂、尖锐的新形势下，重弹大众传播的主导性之“老调”，以提醒人们保持思想认识的清醒和警觉，是十分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大众传播中，

传受关系的演变与和谐传受关系的建立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媒介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由最初的传者中心发展到受者中心。但随着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步消解,于是有人提出传受合一的理念。但在当前媒介形势下,传受真的能够合一吗?我们又该怎样去建立和谐的传受关系?

《我要上春晚》的传播学分析

2010年9月,央视综艺频道隆重推出一档大型综艺节目《我要上春晚》,作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央视春晚"的品牌延伸,一经播出便在广大受众中间反响强烈,也收到了较好的收视效果,与上海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湖南卫视《快乐男生》等节目一道成为过去一年中的收视宠儿与媒体的焦点词汇。本文通过对《我要上春晚》节目形态与现状的解析,从传播学的角度来探讨其成功与不足之处,并进一步提出电视节目在激烈的竞争下如何保持较为旺盛的生命力。

论广播主持人的形象塑造

在大众传播学中．受众是信息的接收者，是信息传播的终端。主持人作为媒体代言人．是媒体“人格化”的代表，充当着传者的角色。因而，主持人形象塑造与受众的认知有着下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传播理念由“传者中心论”到“受者中心论”的不断转变．受众的地位越来越高．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受众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受众认同在本质上是对传播效果的肯定．所以主持人形象塑造真正被受众认知才有价值。作为媒体的重要组成方面，主持人所从事的是一种特殊的工作。由于在媒体的频繁出现，他们便成为公众的、社会性的人物。他们还是自身所属媒体形象的体现．同时，由于媒体在我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因此主持人有时也就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新一轮益智风潮的来临

一、益智类节目的发展历程 益智类节目最早兴起于美国．它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电台的智力竞赛节目转化而来国内的益智类节目雏形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竞赛节目。随着传播观念从“传者中心论”向“受者中心论”的转变，以及电视游戏娱乐节目的发展．益智类节目在上世纪末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在欧美尤其以《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为盛；国内相继开播的《智力大冲浪》、《幸运52》、《开心辞典》，迅速走红大江南北，宣告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竞猜益智时代”的来临。

试析中国传媒娱乐化产生的原因

当前,传媒的娱乐功能日益凸现,其娱乐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顺应这股潮流,各大媒体争相对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进行改革,加入更多的时尚元素,以吸引受众的眼球。那么,究竟什么是传媒的娱乐化,又是什么造就了传媒的娱乐化?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