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佺期“考功受赇”案真相探源

本文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关于沈佺期"考功受赇"说的来龙去脉,并根据新旧唐书所载多人传记资料涉及此事的材料,勾画出当时的天官侍郎许子儒主持的这次考核中"考功受赇"案的原委,是由于许子儒侍郎在主持此次"冬集"考核中的严重失职而导致"补授失序,无复纲纪,道路以为口实"的严重事件。确证所谓"浮议上闻"即指许子儒侍郎主持的考核存在不公问题导致"道路以为口实"。指出所谓"考功受赇"非指沈佺期"受赇"而是指此次事件,但是作为考功员外郎、考功郎中,沈佺期亦有失职之过,这个责任无可推脱。但说沈佺期本人"受赇"并无扎实证据。沈佺期的被弹入狱较长时期未加判决,既因为未有确实证据,也是因为二张势力暗中救护,武则天也无意严加惩处。总之,沈佺期被弹入狱其实是武则天暮年时期朝廷中二张势力与崔玄暐等为代表的反张政治势力矛盾尖锐化时的政治牺牲品。从而推翻了流传千余年的沈佺期"考功受赇"说。

同一个裴矩为什么判若两人

裴矩也好,魏征也罢,其行为变化都可用环境和制度来解释,他们成为一代诤臣,与“盛唐气象”有着因果关系。体制、制度才是人行为取向的决定性因素,有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决心整肃官场“吏多受赇”的局面。他使出一招,暗中派人向官吏行贿,看哪些人受贿。有个官吏被发现“受绢一匹”,唐太宗要诛杀,时任民部尚书裴矩提出：官吏受贿是有死罪,“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这种“钓鱼执法”不合道德规范。

取消“钓鱼”守诚信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不久,虽说大事初定,政治刚入正轨,但是,＂吏多受赇（受贿）＂,无疑给当时的官场罩上了一层阴影,让他平添了几分担心和忧虑。为了整肃吏治,唐太宗想出了一个＂钓鱼＂的办法——抛出＂钓饵＂,

秦漢時期的贈予與賄賂

秦漢時期人們根據時間和地點的不同,往往會産生自發或非自發性質的禮物交换行為,其所贈物品的種類也常因時間和地點發生變化。秦漢時期還有另一種現象的存在,即賄賂。賄賂與禮物交换表面上很相似,但在當時的法律中,禁止官吏自“監臨”對象,即從民手中收取飲食或財物,如若收取,則該行為會被定義作賄賂。民有時也會自發地為官吏提供飲食,雖然在儒學禮儀上對官吏接受飲食予以認可,但這種作法在法律上并非没有問題。此時的一個重要判定標準便是“官吏與民”是否具有“監臨與被監臨”的關係,這也便是贈予與賄賂的界綫標準。

簠簋不饰与贪污受贿

古时悖礼,尤其在祭礼或隆重宴庆之际,是一种严重的罪过。贪污枉法,比作簠簋不饰,正是犯了大罪。贪污受贿,枉法曲狱,历来都是触犯刑法,严惩不贷的。轻者,罢官革职,身陷囹圄;重者,断为死刑,罚没家财。远在先秦时期,行贿、受贿者都会被处以重刑,甚至陈尸市上。公元前528年,晋国发生一件争田纠纷,有行贿,有受贿,处理就相当严厉。

中国古代的反腐倡廉举措及其启示

反腐倡廉是古代王朝的治国方略,它的许多措施对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产生过积极作用。以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份历史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不无裨益。一、中国古代的反腐倡廉举措(一)倡节俭,戒奢侈,少兴作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各朝代的创业君主或中举君主,往往身体力行,提倡俭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实行少兴土木、少事更张的"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