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证据法挑战及其应对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对于净化权力运行环境、消除受贿犯罪诱因、推进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传统的贿赂犯罪查办模式中,办案机关通常采取特别减免行贿者刑事责任的方式,以换取行贿者的证言及其对办案活动的配合,进而实现对受贿者刑事责任的追究。受贿行贿一起查必然要求严格控制对行贿者适用此种激励机制,从而会影响行贿者认罪和供述的积极性,给贿赂犯罪的证明和追诉带来重大挑战。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需要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追究受贿人和行贿人刑事责任的同时,破解贿赂犯罪的证明难题,审慎构建污点证人豁免制度,重视发挥技术调查措施的作用,优化推定证明机制,有限度地引入合意事实观。

“受贿行贿一起查”之认识偏移及内涵重构

“受贿行贿一起查”作为当前反腐败治理的主要刑事政策之一,是反腐败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的助力,是巩固压倒性胜利态势的现实需求,也是实现腐败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为顺应加大反腐败力度的要求,《刑法修正案(十二)》加大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改变传统“重受贿、轻行贿”的惩治思想。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存在对合关系,对对合犯罪适用同一刑事政策是基本要求,故出现“同等罚”的呼声,但是“受贿行贿一起查”不等于实行“受贿行贿同等罚”的并重惩治模式。受贿与行贿的对合关系并不能表明需要同等处罚,且两者的法益侵害性相差甚远,同等处罚会引起其他社会矛盾,应当重新审视“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的实质内涵,严密法网,坚持宽严相济、实事求是,实现贿赂犯罪罪刑均衡。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制度实践与优化

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中央在深刻洞察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基本局势之上所作出的重要战略考量,内含深邃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以来,围绕专门制度、补强制度和协同机制,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大量的制度探索和机制创新,推动制度实践取得可喜成绩与丰硕成果。未来,应坚持系统施治,不断汇聚制度合力;坚持规范查办,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坚持结果运用,不断拓展制度成效,以制度优化为着力点,切实做好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一体推进“三不腐”视角下“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四重逻辑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要求从前端和末端协同综合治理,铲除贿赂腐败的滋生土壤,实现从根源上治理。“受贿行贿一起查”作为贯穿监察、司法活动的理念和策略,是马克思主义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和传统吏治“廉礼文化”的时代体现,在政治上、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受贿行贿一起查”既是犯罪论中共同犯罪的必然结果,又是刑罚论中一般预防的必然要求,还符合监督论的价值期待,因此要求在贯通监察和司法的实践中对于受贿、行贿的行为坚持一起查,对于行贿行为进行差异化处理,分别按照不同情形给予行政处罚、监察处罚、刑事处罚和包括禁止行业准入、失信公开、联合惩戒在内的社会处罚,以便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纪法效果的统一。

受贿行贿一起查与追赃挽损机制的协同效应实证研究——以张某某行贿案为例

贯彻受贿行贿一起查政策,可从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及追赃挽损工作的落实两方面展开。行为人通过行贿手段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基于谋利事项获取的“协调费用”与行贿犯罪直接相关,系不正当财产性利益,应当予以追缴。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建立协作机制,运用认罪认罚量刑协商等多种方式,依法开展追赃挽损工作。

“受贿行贿一起查”视野下行贿罪的立法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对贿赂犯罪的修改述评

十八大以来,贪污贿赂犯罪已作二次重大修改。《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仍沿袭加重行贿罪刑罚的立法思路,这种立法思路虽然克服了对行贿罪量刑偏轻的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立法机关要实现“受贿行贿一起查”刑事政策,必须转变立法思路,从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转向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修改上来,即废除所有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要件,同时废除行贿罪中的特殊减免处罚情节,并进一步完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

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相关问题研究以行贿犯罪的惩治为视角

关于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规定从党内的反腐败战略决策部署逐步演变为刑事司法政策,强调在保持惩治受贿高压态势的同时,严肃查处行贿犯罪。回顾惩治贿赂犯罪的立法沿革和刑事司法政策的演变,对行贿犯罪的惩处从趋宽向趋严转变,与贿赂犯罪对合关系的本质、公权力运行与监督机制的完善相契合,与域外反腐败的普遍经验做法相适应,符合反腐败的国家战略,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从惩治行贿犯罪的基本面和基层检察院惩治行贿犯罪的实践展开实证分析与反思,检察机关可以与公安机关加强合作,通过精准司法适用、积极能动履职、完善反腐败协作机制,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实现对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受贿行贿一起查存在的问题与破解之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反腐败斗争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强调在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加强约束的同时,注重净化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当前受贿行贿行为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型腐败现象增多,受贿行贿行为的复杂性显著增强;行贿行为屡禁不止,甚至出现处心积虑“围猎”干部的现象;受贿行贿行为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破坏政治生态、影响政策制定、阻碍国家治理运转。同时,在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过程中,存在思想认识上依然“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在实践操作中对行贿行为精准执纪执法难度较大、在法规制度上关于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法规制度尚不健全、在协作机制上惩治受贿行贿行为各主体之间的配合有待提升等难点。新时代推进行贿受贿一起查的路径创新,须坚持做到: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坚持以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的理念推进反腐败斗争;规范行贿查处标准,丰富处罚形式,增强治理行贿行为的有效性;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惩治体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从源头上铲除行贿受贿现象滋生的土壤。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制度逻辑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之前,贿赂犯罪的惩治主要呈现为“重受贿、轻行贿”的状态,行贿案件的查处仍旧是以更有力地查办受贿案为目的和指向。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根据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变化适时明确地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政策,从而赋予对行贿行为的查处以科学的治理理念和刚性的行动要求。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制度逻辑,其理论依据在于贿赂行为的本质特征、受贿与行贿的共生互促关系以及当前以预防为中心的政策转向;同时,这也是将反腐败工作向纵深推进、巩固压倒性态势的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亲清政商关系、破除封建积习弊病、推进清廉中国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实践进路上,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刑事手段不是唯一的制裁方式,而是要强调惩处的严密性和必定性,宽严相济、综合施策、分类处理。

《刑法修正案(十二)》中缓刑的规范适用——以新修行贿受贿类罪名为视角

缓刑适用问题一直是刑罚论关注的重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适用缓刑会带来非刑罚的执行效果,而缓刑适用得当是司法公正追求的重要目标。为了防止缓刑适用泛化带来的刑罚不公,《刑法》专门规定“轻罪”是缓刑适用的前提。但是,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推广,外加《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受贿类罪名法定刑设置的修改,缓刑在行贿受贿类等传统“重罪”范畴中的适用成为可能。探究缓刑的规范适用问题,可以从缓刑在行贿受贿类犯罪中适用的可能性入手,考虑不同情形下缓刑的具体适用规则与适用变化及缓刑在此类罪名中适用的必要性与限度,在将责任刑作为缓刑适用中心规则的基础上,对法定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限制适用缓刑;同时,结合行贿受贿类犯罪的特征与《刑法》第72条缓刑的适用条件及《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受贿类罪名调整的特点,通过设置行贿受贿类犯罪缓刑适用量表来进一步细化缓刑适用的具体条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更加详细的缓刑适用标准,建立行贿受贿类犯罪缓刑适用的规范评价体系。

“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规范化法治化路径

“受贿行贿一起查”彰显了反腐败“零容忍”政策的要求,其重点是对行贿的从严查处。“受贿行贿一起查”的落实,不仅需要进一步转变“重受贿,轻行贿”的思维定式,清除“受贿行贿一起查”的理念障碍,更需要通过规范化法治化的路径实现“受贿行贿一起查”的稳定预期。“受贿行贿一起查”不等于实行受贿行贿同罪同罚的并重惩治模式,而是要通过健全机制、严格司法、完善立法的方式来织密行贿罪的刑事法网。在监察调查阶段,应当建构对受贿和行贿案件同步受理、同步调查、同步处置的办案机制,通过具体的操作性规范解决贿赂案件查处过程中行贿行为的“跑冒滴漏”问题,规范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行为的纪律和行政惩戒。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应当严格刑法相关免责条款的适用,以消解“从严查处”与“过度宽纵”的紧张关系。从立法的角度,需要重新审视、评估行贿罪的行为特征、行为类型和处罚力度,适时完善行贿罪的立法。

行贿罪修正的脉络与司法应对——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中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刑法修正案(十二)》是在贯彻落实这一战略部署的背景下出台的,其主要变化就是对行贿罪进行了修改。我国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制,在经历了“严刑与宽宥融合”和“绝对轻刑主义”的探索后,通过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1997年《刑法》,确立了“相对从严、特殊宽宥与体系全面”相结合且较为成熟的规制模式。《刑法修正案(十二)》正是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对行贿罪的刑罚进行了微调,其对行贿罪的修改,并不意味着要对行贿人采取绝对重刑主义。因此,对大部分行贿人采取定罪免刑和适用缓刑来替代酌定不起诉,宜作为司法实践应对修正后行贿罪的主要方式。对于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的适用,可以结合1999年《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和2021年《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进行比较解读,以准确把握此次刑法修正对行贿罪相对从严的立场。

行贿受贿罪的惩治策略:实践问题与最新立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并将“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作为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刑法对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处罚采取区别对待的立场,具有现实合理性。重视“受贿行贿一起查”从根本上是由行贿受贿罪的构造决定的,但“受贿行贿一起查”不能简单理解为“受贿行贿同等罚”。近年来刑法立法整体上呈现出加大惩治行贿犯罪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也明显体现出该特征,值得肯定。当前,应继续保留“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的刑罚保持一定的差异性仍然是必要、合理的。

行贿犯罪“不正当利益”处置困境与破局思路——以N省Y市为研究样本

行贿犯罪“不正当利益”的认定承担着明确涉案财产处置范围的功能。相关地区研究样本显示,实践中普遍存在忽视行贿犯罪财产利益处置的情况,刑事特别没收制度有被架空之虞,处置范围与处置流程的制度性缺位是症结所在。对此,实体法层面应当以《刑法》第64条为抓手廓清处置范围,取缔国家工作人员基于对价违反规则或公平原则而产生的不法状态。程序法层面,应在“法法衔接”视阈下对行贿犯罪涉案财产处置流程进行规范化设定。具体而言,要以“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在刑事立法中充分发挥前置法的作用,强化“监检法”之间的协调配合。其中,监察机关应主导行贿犯罪“不正当利益”的去向追踪、价值认定与实际处置,并在与其他机关的“指导—监督—会商”机制下纠正财产处置现状。

浅析行贿受贿行为

本文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立论前提,运用博弈模型、决策树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对行贿受贿行为进行了动机分析,试图回答下列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行贿?公务员为什么会受贿?低薪为什么易导致"腐败"?怎样抑制行贿受贿现象的蔓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薪养廉"、"健全法治"、"强化惩处"的政策主张。

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司法困境及检察对策

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然而,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表现为行贿案件占比少、处罚轻、罚金标准不明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重要决策,应当从法律适用着手,准确界定“不正当利益”的含义,明确从宽处理的适用标准,探索多元化处罚机制,规范罚金标准,建立“监检衔接”“刑行衔接”机制,在保持惩治受贿犯罪高压态势的同时,加大行贿犯罪的打击和惩治力度。

浅议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的犯罪化问题

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论从其社会危害性的角度,还是从完善我国反腐刑事立法,履行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应尽的国际义务的角度,以及从全面打击、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司法实践需要来看,向利用影响力受贿人行贿行为的犯罪化都显得非常必要。

基于生产、保护与分利模型的行贿受贿分析

行贿受贿行为既破坏了社会分配的公平,又降低了社会生产的效率,人们都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疾,但是在某些具体的场合却又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本来基于生产、保护与分利模型对行贿受贿行为进行分析,讨论影响这种行为的关键因素,希望能为约束这些行为提供一些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