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审美乌托邦的记忆伦理及转化

对于奥斯维辛之后艺术如何存在的问题,阿多诺认为战后艺术的合法性建立在对代际累积的受难记忆进行表征的基础之上,借鉴本雅明的神学救赎方法论对奥斯维辛事件及其现代性根源进行反思与批判。受难记忆在艺术作品中以星丛的结构存在,促使作品意义以迸发的方式生成,突破了同一性体系对意义和价值的垄断。以回忆作为手段,艺术通过呈现涵盖奥斯维辛事件的受难记忆,重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为想象全新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可能性,这是构建审美乌托邦的契机。审美乌托邦在否定辩证法的视野下,将受难记忆控诉资本压迫、要求承认其价值地位的伦理性诉求,转化为一种不包含革命选项的认识论话语,兼具意识形态批判与主体重塑。总之,这是从伦理和审美政治的维度拓展了对奥斯维辛事件的思考。

重审“阿本之争”:“记忆—语言”构型的确立与歧路

阿多诺和本雅明的学术共识植根《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包含的自然历史观念和神学语言论基础上的审美批判,这是本雅明建构的“记忆—语言”的理论构型。在语言内容方面,悲悼剧文本的幽灵主题表征被遮蔽的受难群体,将受难记忆作为质疑启蒙现代性的证词,重申跨代际的救赎承诺;在语言形式方面,悲悼剧的语言具有意象特性,意象形式和符号系统持续处于对抗状态,不仅对符号系统所支撑的整一性体验模式进行“拆解”,而且将历史记忆纳入“当下”予以言说,促发“创制”政治共同体的契机。重审双方的分歧,阿多诺倾向于弱化艺术对于苦难主题的直接表达,将受难记忆置入艺术形式;本雅明重建政治契约的诉求,实质上依然建基于弥赛亚主义的视野。这是“感性共同体”和“来临中的共同体”的两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