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县方言的几个语音变例——兼谈几个相关的本字

梅县方言有几个语音变例:一、浊音清化今读不送气;二、全浊入今读阴入;三、古阴上今读阴平;四、见母读如溪母。每一个语音变例下都有几个相关的本字。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易纬》爻辰说之三组变例探究

《易纬.乾凿度》以易与历相结合,以《周易》六十四卦两卦一组主岁,而构造出独具特色的爻辰说体系,在这其中又涉及《乾》《坤》、《泰》《否》和《中孚》《小过》三组变例问题。对此问题,自明季以来虽论之者甚众,然犹有可商榷之处。

再论钟嵘《诗品》名次排序变例

钟嵘《诗品》按诗人世代先后排列名次 ,是其正例 ;不按世代先后排列名次 ,是其变例。三品的许多变例与钟嵘判别诗人优劣高低有关 ,由这些变例可以窥见钟嵘对诗人真实的评价。有一种意见认为 ,中下品的变例只是出于《诗品》品评“结构”上的需要 ,与诗人的优劣完全无关。

布局著名变例典藏集锦

中炮过河车进七兵边马对屏风马平炮兑车(1)1.炮二平五马8进72.马二进三车9平83.车一平二卒7进14.车二进六马2进35.兵七进一炮8平96.车二平三炮9退17.马八进九(图1)……如图1形势,红方左马屯边,其特点是八路炮以后威胁较大,可择机选择落点实施攻击。

退马变例不敌五七炮

五七炮直横车进三兵快马对屏风马骑河车局，黑方为了阻止红马过河再奔卧槽，曾出现退右马变例，取得过较好的实战效果。但在2004年安庆开发区杯赛，赵国荣对胡荣华一局，黑退马变例不敌红五七炮，兹评介如下：

布局著名变例典藏集锦

红方退炮窝心,是21世纪初期出现的一路下法。作用是既可阻止黑次底线车平2路压马,又腾出中相位,一举缓解了三路线的压力。如图1形势,黑方至此有三种走法,分述如下。

王筠字词关系思想探究

王筠认为,词的声、义寄托于汉字形体,解析汉字必须遵循字词关系规律。在对“六书”内涵阐释的基础上,王筠创立了“累增字”“分别文”概念,对汉字发展过程中新造字与原字进行沟通,从历时动态角度对同词异字和汉字分化的成因进行阐释,对汉字发展史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王筠立足于整字与“六书”相对应的关系,但鉴于有大量字不能纳入“六书”,于是设置变例,又把假借扩展至构件层面,这些说明王筠把整字与构件混杂在一起,把汉字结构理论与具体字的结构模式相互混淆。

王筠相兼说之古文字验证

兼书作为一种文字现象,始载于《说文》;兼书现象由唐末林罕首倡为兼书说;兼书说至有清王筠而大备,文章即以王筠六书体系为例考察兼书说之根由。穷尽式考察《说文释例》和《文字蒙求》所有例字,归纳出王筠四书体系包括正例、变例,总计40余条。根据王筠四书的概念界定,其正例不兼书,16条兼书存在于变例之中。根据王筠对四书变例的概念界定,这些兼书的存在是必然的、合理的。采用甲金文等古文字考察,以指事字为例,得出结论:古文字的引入不能根本性地改变兼书实质。

杨慎《古音略例》述论

《古音略例》是明代杨慎为了更好地考定古音音读而作的分析古韵韵例的著作。它列举了先秦、两汉散文中的少数典型韵例,考察分析了《诗经》等韵文中的特殊韵例,纠正了前人对某些韵例的错误认识。

试论“会意”及其造字思维特征

会意是"六书"之一,是一种重要的造字方法。会意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构件,充分利用人们的意象性思维和逆向性思维特征,抓住社会生活中各类事物相互关联的本质特征,用形象的组合和画面的意境,揭示出了事物的抽象概念,集中体现了汉字的表意特征和古人的造字思维方式。会意是汉字由独体走向合体,由象形走向意合的关键和枢纽。会意构形法包括形体的会合和意义的会合。无论是以形会意,还是以意会意,会意字各个构件本身所具备的含义都与汉字所表达的概念具有意义上的联系。也就是说,会意字所表达的含义并不是各个组成构件的简单相加或相减,而是灵活运用各个构件组合后或减体后的意联关系,藉以表达整个汉字的意义。

董仲舒的《春秋》书法正变

《春秋》书法既有正例,也有变例。董仲舒明确了书法正例的存在,并指出了其形式特点,补充、构建了书法正例,促使了《春秋》书法的条例化。《春秋》书法有常辞正例,但没有通辞达例,因为事物总是被置于特定情境中的,也是经由王心裁量的,因此书法是经常变化的;而随着王道的渐次实现,书法也逐渐消弥了因事物的内外亲疏等的不同而引起的变化。《春秋》书法的变化导致了其辞与事、与义的疏离,对此董仲舒提出了"见其指者,不任其辞"等解读方式,使得《春秋》书法具有很强的张力,对义旨的揭示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董仲舒的这种书法变化理论为其意义的自由灌注提供了依据,也使得《春秋》学者可以不断地阐发出符合当下的微言大义。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秦文化二源说

本文提出一种认识秦文化渊源问题的新思路，即以“源于东而兴于西”加以概括的秦文化二源说。认为既要看到秦文化的始发之源，又要看到它的复兴之源，还要看到复兴之源的再次起源特性，三者缺一不可。

上海 洪智(先负)厦门 郑一泓(2019年17日弈于浙江衢州)放兵局

1.兵七进一卒7进1这是专业团体第五轮,代表上海参赛的洪智与厦门郑一泓的一局争斗。双方以对兵局列阵,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变例,较卒底炮变例略显平和一些。

《春秋左传》杜氏义例探析

杜预解经以《左传》为主,其最大特点就在于“以传为断”。这个“以传为断”的实质则是以“例(凡例、变例、非例)”为断,即以杜预所归纳的“三体”为断。杜氏以例解经,全经内容皆可纳入“三体”之中,循例解经,经义大明。但是,“三体”从来源上说是不完备的,故而在具体解经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常为后人所诟病。杜注虽然问题很多,但是杜氏所归纳出的“三体”义例体系对于初学者了解经旨,把握《春秋》褒贬之意还是有很大帮助。所以,杜注及其所构建起来的“三体”义例体系仍是我们学习《左传》的首要。对于这个义例体系,既不能过分迷信,也不能完全抛开。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定位技术的图书馆智能管理创新

"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图书馆的智能化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概述了无线传感器网络与定位技术,重点讨论了如何将WSN定位技术运用到图书智能管理,通过定位技术与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结合,推动图书馆智能系统建设和智能化发展。

虞翻“卦变”易例新议

前贤对虞氏卦变之研究,多聚焦于卦爻辞及《彖》《象》《文言》部分的虞氏注文,而以对一阴一阳卦变正例与整体卦变变例之认识为研究难点。实际上,《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部分的虞氏注文也有许多论及卦变的内容,其中,变化形式与本卦注文不同者共十一处,这是过往研究所忽视的。汇总全部《易》注,总观虞氏卦变,可对其变化例则有新的认识:其一,虞翻论一阴一阳卦变时,并非径以辟卦生成为正例,亦非完全无规律可循,而是以乾坤交易生成为主、辟卦生成为辅。其二,虞翻所用卦变正例可涵摄绝大部分易卦,就正例注文而言,虞氏卦变机制是齐备、系统、规整的,虞氏卦变体系是粲然可观的。其三,变例的使用范围与变化形式没有严格规律,体现出变易灵活的特点;变例并不是与正例相冲突的局部性、特殊性卦变,而是具有整体意义的、与正例相互补充配合的卦变形式,是对六十四卦间更广泛的互生流转之肯定。

论世卿礼议之争端——以何休、郑玄与《五经异义》为中心

针对“世卿”礼议之争,公羊家主张“讥世卿”,认为卿大夫任重,当选贤任重,爵位不得继承,不过面对东周以降世卿之现实情况,何休又将选贤与世位结合起来,使“世位”亦浸渍尊贤色彩;《左氏》说、许慎等亦认可“讥世卿”之说,并进一步细化为“世禄不世位”,即卿大夫子孙仅可袭其禄采,不可袭其爵位,郑玄亦同其说,不过又强调有变例,即若有大功德,亦得世卿,以体现尊贤之意。相较而言,许慎、郑玄诸儒当认为周礼本为世禄制,而以世卿为变例;而何休则以“世卿”为周制,“世禄”当为孔子新制,且又变“世位”为“附庸”,如此尊尊与贤贤并重,亦体现孔子改制之义。由此亦体现出东汉时今古文经学之争背后蕴含着对于治统赓续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