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媒体关注与审计费用

以2011-2022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高管变更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同时将媒体关注度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媒体关注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变更与审计费用存在正相关关系,媒体关注度对高管变更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具有提升效应;相较于价值较小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大股东占用企业资金较少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企业价值较大的企业及大股东占用企业资金较多的企业其高管变更与审计费用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提出应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保持审计工作独立性、职能部门加强监管等建议。

高管变更对国有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负债水平较高受到了较多的关注,研究国有企业高负债现象的成因和治理,对降低国有企业负债水平、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以2013—2020年我国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更替、国有企业高管变更以及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晋升压力的作用下,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更替提高了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其中国有企业高管变更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任期小于三年会给国有企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领导干部临近退休时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意愿会降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主要是通过增大短期负债的比重来提高国有企业的负债规模。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更替对国有企业负债水平的消极影响就越低。研究结论从微观政企关系角度完善了国有企业高负债的理论和动因基础,为国有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双碳”目标导向的环保投资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兼论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环保投资、现金持有水平与高管变更三者的关系,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呈倒“U”型关系,现金持有水平弱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通过业绩压力以及代理成本两种作用机制实现;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在现金持有水平低组和环境友好型企业中显著,而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在环境非友好型企业中更加明显;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以及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作用在重污染行业及非正常变更组中较为显著。文章探索“双碳”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互动耦合,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有效协同的机理与效应,为完善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提供中国经验证据。

企业绩效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21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变更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绩效越低时,发生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两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此同时,高管的教育背景等个人特质对高管变更也有影响。

处罚公告、企业绩效与高管变更:一个组织声誉的研究视角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声誉的好坏与企业经营绩效的高低密切相关。若把对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作为其声誉的负面冲击,现实中大量的经验事实都说明,处罚公告将显著降低企业的各项绩效。然而,本文研究发现,面临这种情形,企业可通过变更高管来缓解负面声誉对企业经营绩效的降低。这种缓解效应意味着对企业违规处罚的力度被减轻,削弱了政策的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上述发现揭示了组织声誉与企业变更高管决策的内在联系,为理解和完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与处罚机制提供了一些启示。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基于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纳入分析框架,研究上市公司发生总经理变更后的盈余管理行为。理论分析表明,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当年利用应计项目负向盈余管理可"一举多得",利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却可能会"损公不利己";而在后续年度利用真实活动正向盈余管理虽会"损公"却可"利己"。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5-2010年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总经理变更当年,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不存在利用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在新任总经理上任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总经理变更当年,如果董事长也发生变更,则上市公司在变更当年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程度更大,在变更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程度也显著更大。

高管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

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盈余管理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经验文献却相对较少。以中国资本市场2001年到200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和高管的继任来源两个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之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导致了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外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相对于内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而言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附加检验也揭示,高管离职的原因会给继任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变更和继任来源是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变动关系研究——基于管理防御的视角

在管理防御假说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了高管变更对资本结构变动的影响,并以2007 ～ 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管变更使继任者面临再次变更的威胁,降低了其管理防御程度,强化了公司的财务杠杆的作用,但这一关系仅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存在,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这一效应可能被高管行政选拔机制和负债软约束等因素所削弱而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调整的正相关关系仅在负债不足子样本中显著,表明高管变更具有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功能.

机构投资者、高管变更与股价波动

基于2004年—2012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高管变更的视角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并尝试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解析高管变更事件对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对于那些业绩亏损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撤离能够形成较强的外部压力,迫使当任高管离职.而对于那些业绩仍然维持盈利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施压作用则不明显.总体上,业绩好坏始终是公司高管被迫离任的主要原因,而机构投资者则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高管强制变更会被机构投资者解读为负面信号,新高管的上任并不会挽回机构投资者的持股信心.第三,噪音交易者(中小个体投资者)倾向于将亏损公司的高管变更事件解读为利好消息,其踊跃买入行为则构成了公司股价在高管强制变更后发生波动加剧现象的直接原因.

内部监督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基于高管变更的视角

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能有效抑制高管变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3年数据，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高管变更当年存在较为严重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董事会监督效率越高、监事会越勤勉，以及大股东制衡度越大，该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越能得到抑制。鉴此，宜加强企业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完善公司治理。

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合谋”了吗:基于高管非自愿变更与继任选择事件的分析

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究竟扮演的是"有效监督者",还是"旁观者",抑或"合谋者"的角色理论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选择高管更替这一研究视角,以2004-2008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非自愿变更以及继任选择决策的影响,以此考察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结果显示,机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高管因绩差被撤职的可能性越小,而且即使高管被更换后,公司也更倾向于从内部聘任继任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被撤换后公司业绩显著提高。其中,从外部聘任继任者的公司业绩有明显改善,而从内部选聘继任者的公司经营业绩没有转机。以上结果说明在高管更替事件上,机构投资者扮演的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合谋者"的角色。分组样本的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的合谋者角色仅限于在总经理更替决策上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对董事长的更替作用有限。而且,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越不显著。

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合规成本与高管变更

与以往从静态视角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不同,转而从动态修复视角考察内部控制缺陷对合规成本及其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审计费用的显著增加相比,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并未显著引起企业销管费用的异常变化,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控建设更倾向于"监管需求"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往往会导致高管的变更,而高管变更则促进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修复,并且这一结果在政府监管力度不断强化的环境下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内部控制建设并未真正成为企业的"自律"行为,仍然需要强化外部审计与政府内控监管,另一方面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压力传递价值,有助于企业优化高管团队,强化内部控制缺陷修复,改进公司治理。

公司高管变更的市场反应——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1—201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以61天为窗口期,运用事件研究法,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事件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变更事件具有信息含量;高管变更事件既可能被市场解读为好消息,也可能被市场理解为坏消息,具体取决于市场对高管聘任的态度;变更公告发布前累积超常收益率呈上升态势,随着变更公告的发布,累积超常收益率表现为明显的下降态势;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正,非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负;自愿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正,强制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为负;非常规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高于常规高管变更累积超常收益率。上述发现对完善企业高管聘任机制、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管理机制创新研究——财务重述与高管变更关系的探讨

从财务重述与高管变更这个新的研究视角出发,检验财务重述与高管变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发生了财务重述后,公司内部的治理机制是可以做出应对措施的。财务重述后的高管变更也是给了高管人员一个警示和激励,不敢轻易地去财务重述。同时也可作为监管会计制度执行的一个潜在机制,财务重述后的高管变更可以减少会计监管成本。上市公司管理机制有效发挥,才能避免危及股东权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基于企业风险的实证研究

高管变更一直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尤其在中国，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其高管变更现象更值得研究。同时，金融危机以来，风险因素倍受关注。本文以中国2006～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风险因素考察了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面临的风险越高，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但是与非政治关联的高管相比，当风险增加时，与政治关联的高管不易被变更。上述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削弱了高管面对风险的敏感度，不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

高管变更与财务重述:基于管理防御的视角

管理层与股东利益冲突极为尖锐的高管变更期间,前后任高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很可能导致财务重述的增加。笔者将管理防御理论纳入高管变更与财务重述关系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5年高管变更及上年财务重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管变更上年的财务报表更容易被重述,且多是调减利润的财务重述,这一现象主要发生于新任高管为外部继任的公司。进一步检验发现:前后任高管的管理防御强度提高均会加剧财务重述的发生。研究表明,严重影响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财务重述既是高管进行管理防御的结果,也是他们实施管理防御的工具。本研究从财务重述视角检验了高管变更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揭示出管理防御动机是财务报表更容易被重述的重要内在动因,丰富了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加强会计信息质量监管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提供了决策参考。

新官上任之“火”会燃及国企高管吗——基于地方官员异质性、高管变更及经济后果的研究

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主板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新任地方主政官员个体异质性特征,研究了官员更替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官员会导致地方国有企业高管变更概率增加,并且这种现象仅存在于新官员上任年龄大、预期任期短和政绩压力大的样本组中。样本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内升官员更倾向于从企业外部选拔继任高管,空降官员更喜欢从企业内部选拔继任高管;官员更替所导致的国有企业高管变更,更有可能发生在经营业绩好、能够承担政府负担的企业中。新官员干预下的国有企业高管变更,会抑制官员更替中的企业投资效率上升和税负承担下降现象。同时,地方政府“政绩观”的转变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正向调节官员更替引发高管变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高管变更方面的相关研究,并在理顺政企关系和优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提供政策参考。

投资效率、企业产权与高管变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投资效率和企业产权的角度考察了高管变更的影响问题及相应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说,高管因为投资效率低下而被更换的证据较微弱;高管被更换后,投资效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区分企业产权后,我们发现,相对于国有公司来说,民营公司的"高管变更-投资效率"敏感性更大,但高管变更之后投资效率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然而,相对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来说,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在高管变更之后投资效率得到了显著改善。

审计意见、政治关联与高管变更

公司是否因为被出具非标意见而变更高管是反映委托代理问题和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方面。研究发现,公司审计意见为非标时,高管变更的概率更大;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来说,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被出具非标意见时高管变更的概率更低。研究结论为完善公司高管考评体系和公司治理机制、培育和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提供了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