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媒体关注与审计费用

以2011-2022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高管变更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同时将媒体关注度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媒体关注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变更与审计费用存在正相关关系,媒体关注度对高管变更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具有提升效应;相较于价值较小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大股东占用企业资金较少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企业价值较大的企业及大股东占用企业资金较多的企业其高管变更与审计费用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提出应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保持审计工作独立性、职能部门加强监管等建议。

高管变更对国有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负债水平较高受到了较多的关注,研究国有企业高负债现象的成因和治理,对降低国有企业负债水平、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以2013—2020年我国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更替、国有企业高管变更以及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水平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晋升压力的作用下,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更替提高了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其中国有企业高管变更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任期小于三年会给国有企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领导干部临近退休时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意愿会降低。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主要是通过增大短期负债的比重来提高国有企业的负债规模。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更替对国有企业负债水平的消极影响就越低。研究结论从微观政企关系角度完善了国有企业高负债的理论和动因基础,为国有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双碳”目标导向的环保投资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兼论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环保投资、现金持有水平与高管变更三者的关系,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呈倒“U”型关系,现金持有水平弱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通过业绩压力以及代理成本两种作用机制实现;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在现金持有水平低组和环境友好型企业中显著,而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在环境非友好型企业中更加明显;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以及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作用在重污染行业及非正常变更组中较为显著。文章探索“双碳”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互动耦合,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有效协同的机理与效应,为完善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提供中国经验证据。

企业绩效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21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变更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绩效越低时,发生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两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此同时,高管的教育背景等个人特质对高管变更也有影响。

处罚公告、企业绩效与高管变更:一个组织声誉的研究视角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声誉的好坏与企业经营绩效的高低密切相关。若把对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作为其声誉的负面冲击,现实中大量的经验事实都说明,处罚公告将显著降低企业的各项绩效。然而,本文研究发现,面临这种情形,企业可通过变更高管来缓解负面声誉对企业经营绩效的降低。这种缓解效应意味着对企业违规处罚的力度被减轻,削弱了政策的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上述发现揭示了组织声誉与企业变更高管决策的内在联系,为理解和完善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与处罚机制提供了一些启示。

高管变更、审计师忙碌程度与审计费用

本文以2005-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其审计费用更高,由忙碌程度高的审计师进行审计会进一步加强这一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生高管变更会导致战略调整程度和审计投入的增加而使得审计费用增加;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公司规模较大的样本中,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上市公司、审计师和相关部门关于公司高管变更审计与监管提供了决策参考。

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高管变更的中介作用

近年来,高新技术企业迅猛发展,利用股权激励制度,吸引更多的优秀管理者,减少高管变更,促进企业绩效。研究选取我国A股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2016—2020年相关数据,实证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引入高管变更探究其在二者中间的中介传导作用。结果显示: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绩效;实行股权激励能够有效抑制高管变更;股权激励能够通过抑制高管变更来促进企业绩效,高管变更在二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企业高管会因ESG负面表现受到惩罚吗

ESG表现已成为新时期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然而有关ESG负面表现影响后果及其治理机制的问题尚未得到探索。本文从企业高管变更和高管薪酬的角度出发,探究高管是否会因ESG负面表现受到惩罚。研究发现,ESG负面表现会显著提高高管变更和高管降薪概率。采用替换关键变量、两阶段的工具变量检验以及PSM匹配检验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仍然成立。异质性分组回归检验发现:国有企业ESG负面表现对高管变更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能显著提高高管降薪概率,非国有企业ESG负面表现会显著提高高管变更概率,但对高管降薪并未产生显著影响;ESG负面表现对高社会信任水平地区的企业影响更大;ESG负面表现对未持股高管的惩罚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ESG负面事件监管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为上市公司应对ESG负面事件提供了新的思路。

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3-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变更显著增加了审计费用,路径分析表明该影响是由新任高管更为强烈的盈余管理行为所致,内部控制可以削弱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自愿与强制变更都会导致审计费用显著增加,内部控制也仍然可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但盈余管理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制变更的高管群体中。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更显著。与真实盈余管理相比,新任高管的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大。

高管变更文献综述

高管变更是企业战略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过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高管团队成员的变更决策受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有关高管变更的研究也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热点。针对现有高管变更从起因到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对高管变更造成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提出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不同高管变更类型下的经济后果,并深入团队的微观层面,揭示团队内部构成及其交互过程,以丰富高管变更研究的适用性。

继任CEO会提前进行盈余管理吗——基于上期年报披露日之前发生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资产负债表日至上期年报披露日之间发生CEO变更对上期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上期年报披露日之前发生CEO变更的公司对上期年报进行了更多的负向应计盈余管理。异质性检验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能够抑制继任CEO的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相较于内部继任CEO,外部继任CEO更倾向于对上期年报进行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CEO变更时点与上期年报披露时点之间的间隔越长,负向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在CEO变更子样本中,对上期年报进行负向应计盈余管理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在变更当期更有可能实现业绩增长。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对高管变更前期盈余管理行为的认知,而且可以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证据。

团队断裂带视角下高管变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据 CSMAR统计,沪深两市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从2009年的374家增加到2016年的720家,2009—2016年间,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共计4236家.高管作为企业的掌舵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发现,企业的高管变更,容易激化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和薪酬不平等,进而容易激活团队断裂带,从而致使团队重构程度加大,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因高管变更引发的团队断裂带视角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除了对团队管理和企业管理层面引发思考,也对一般意义上的团队或组织提供指引和参考,尤其是对增强核心高管对团队断裂带的关注,谨慎对待团队断裂带的诱因,认识团队断裂带发展规律,及时地弥合断裂带,对构建和谐团队有重要启示作用.

高管变更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正邦科技为例

管理者能力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逐渐成为企业间竞争的重要资源,它不仅掌握着企业的发展方向,更是对企业经营情况和价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公司生存发展的根本。企业的高管发生变更将对企业的价值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将以江西省大型民营企业——正邦科技的高管变更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市场反应、现金持有量、企业绩效、成长能力等方面研究当企业的重要人资本发生变更时对公司的价值的影响,从而让我们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从而为有效应对管理层变更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基于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纳入分析框架,研究上市公司发生总经理变更后的盈余管理行为。理论分析表明,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当年利用应计项目负向盈余管理可"一举多得",利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却可能会"损公不利己";而在后续年度利用真实活动正向盈余管理虽会"损公"却可"利己"。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5-2010年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总经理变更当年,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不存在利用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在新任总经理上任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总经理变更当年,如果董事长也发生变更,则上市公司在变更当年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程度更大,在变更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程度也显著更大。

高管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

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盈余管理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经验文献却相对较少。以中国资本市场2001年到200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和高管的继任来源两个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之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导致了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外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相对于内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而言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附加检验也揭示,高管离职的原因会给继任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变更和继任来源是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变动关系研究——基于管理防御的视角

在管理防御假说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了高管变更对资本结构变动的影响,并以2007 ～ 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管变更使继任者面临再次变更的威胁,降低了其管理防御程度,强化了公司的财务杠杆的作用,但这一关系仅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存在,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这一效应可能被高管行政选拔机制和负债软约束等因素所削弱而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调整的正相关关系仅在负债不足子样本中显著,表明高管变更具有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功能.

机构投资者、高管变更与股价波动

基于2004年—2012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高管变更的视角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并尝试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解析高管变更事件对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对于那些业绩亏损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撤离能够形成较强的外部压力,迫使当任高管离职.而对于那些业绩仍然维持盈利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施压作用则不明显.总体上,业绩好坏始终是公司高管被迫离任的主要原因,而机构投资者则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高管强制变更会被机构投资者解读为负面信号,新高管的上任并不会挽回机构投资者的持股信心.第三,噪音交易者(中小个体投资者)倾向于将亏损公司的高管变更事件解读为利好消息,其踊跃买入行为则构成了公司股价在高管强制变更后发生波动加剧现象的直接原因.

内部监督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基于高管变更的视角

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能有效抑制高管变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3年数据，用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高管变更当年存在较为严重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董事会监督效率越高、监事会越勤勉，以及大股东制衡度越大，该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越能得到抑制。鉴此，宜加强企业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完善公司治理。

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合谋”了吗:基于高管非自愿变更与继任选择事件的分析

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究竟扮演的是"有效监督者",还是"旁观者",抑或"合谋者"的角色理论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选择高管更替这一研究视角,以2004-2008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非自愿变更以及继任选择决策的影响,以此考察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结果显示,机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高管因绩差被撤职的可能性越小,而且即使高管被更换后,公司也更倾向于从内部聘任继任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被撤换后公司业绩显著提高。其中,从外部聘任继任者的公司业绩有明显改善,而从内部选聘继任者的公司经营业绩没有转机。以上结果说明在高管更替事件上,机构投资者扮演的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合谋者"的角色。分组样本的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的合谋者角色仅限于在总经理更替决策上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对董事长的更替作用有限。而且,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越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