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时期的女子教育

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女子教育真正开始受到国人重视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派大力提倡女子教育,把它视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并创办了第一所国人自办女学——经正女学。随后,社会上兴起了办女学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的女子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会通中西的贡献

本文以为,基于对近代西方侵略和中国民族危机的清醒认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一方面在现实中赏西批中,即对近代西方的学术和制度表示高度赞赏,批判现实中国的社会政治弊端;然而,在另一方面,康氏还在理想中崇古抑西,即高扬中国古代圣人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指出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限。在人性一律(一致)论的基础上,康有为主张,人类的基本价值是相通的,可以"暗合"。康有为的思想有力地推进了近代的中西会通工作,并使其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

戊戌变法时期第二次公车上书述论

1895年公车上书,是维新派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政治舞台,演出的第一幕威武雄壮的“话剧”。康有为在上书中,力劝光绪皇帝毁约开战,“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变法成天下之治”。不少论者把它视作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革思想变为实际政治运动的标志。但是,人们对于三年之后,即百日维新运动前夕,康有为。

维新变法时期的女子教育与妇女解放

维新变法时期，由于维新派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女子教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女子获得了受教育权和留学教育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妇女自我解放意识的初步觉醒，开创了中国妇女自我解放的先声。

试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议会思想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议会思想是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其最初萌芽始于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书中他提出了“增设训议之官”的建议,表露出朦胧的参政要求。到1895年5月,康有为的议会思想明朗化。在作为变法开端的“公车上书”中,他完整而详细地阐述了以“结合民志”为宗旨的“议郎制”设想,实质上正式提出了开议会的主张。1896年《上清帝第四书》中又主张“设义院以通下情”,并把设议会要求由中央推广到地方,并在概念上接受了“议会”。

戊戌变法时期的李鸿章

随着手头资料的增蓄,使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越发浓厚,目的并不只期对李鸿章有个合乎客观历史的评价,而私下希望澄清此问题,对整个戊戌变法史的探讨或稍有裨益。若要恰如其分地说明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的李鸿章,首先须明晰李鸿章此刻的思想状况。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在封闭的情况下发展的。

从《波兰分灭记》看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

《波兰分灭记》是百日维新后期,康有为为了击退顽固派的猖狂反扑,使光绪皇帝痛下决心,“持之以坚”,将新法推行下去而进呈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由于这部著作未曾刊印,因而在张伯桢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和陆乃翔、陆敦骙所著的《康南海先生传》(上编)所附刻的《南海先生所著书目》中,均称此书已于戊戌八月政变时被抄没。因此,多年来人们在研究戊戌变法史时,很少谈及这部珍贵的史料。

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两大基本倾向

本文认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具有两大基本倾向，即政制至上和唯智倾向。这两大倾向既是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主旨，屯是当时维新派群体的共同探索与共享信念；既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又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局限。

试论刘光弟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倾向

刘光弟是近代中国为维新变法英勇牺牲的爱国人物,对于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立场,目前史学界众说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胡绳、徐昌义等人认为属洋务派;范文澜等人认为属帝党;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笼统地称之为维新志士,誉之为“六君子”之一。对其评价问题,汤志钧同志认为“犹需综其毕生言行,根据历史事实,分别对待。”

论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

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是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维新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一系列革故鼎新的主张。他们把改变乃歪彻底废除封建教育制度、创立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作为变法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以及对新的教育制度的种种设想和大胆实践。

戊戌变法时期温州的《利济学堂报》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帝国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列强妄图进一步瓜分中国,为了救亡图存,爱国士大夫纷纷呼吁保国保种,提出改制变法,从北京到各省,学会和报馆繁兴,鸦片战争以来的经世改革思潮,至此汇成汹涌澎湃的变法维新运动。温州的《利济学堂报》,踵承《时务报》,下启《知新》、《湘学》和《经世》等报,显示出维新运动深入到沿海中小城市,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温州出现这样的报刊决不是偶然的。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辟温州为商埠。次年4月1日设立瓯海关。闽抚丁日昌疏称:“温州之南关可作铁船坞”。1879年,浙抚梅启照奏称:“温州新设通商口岸,亦须轮船驻泊”。上海轮船招商局即派永宁轮首抵温州港。1888年。

近代妇女解放的先声——浅谈戊戌变法时期的不缠足运动

如果我们把中国封建社会比作一个等级森严的塔,那么被压在这座塔最底层的就是广大的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在古老广泰的华夏大地上,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象四条巨大的绳索紧紧地束缚着广大妇女,使她们处于窒息、愚钝和卑贱的悲惨境地。而强迫妇女缠足,则为世界历史所仅见,中国妇女因缠足所受的痛苦和摧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制度改造一直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关注的焦点之一。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为在中国大地上建构适合近代世界潮流的新型改制，对传统政制——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本文从国力构成要素、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以及外力冲击与内在冲动之间关系等角度，展示了梁氏有关论点。

戊戌变法时期陕西学者刘光蕡的维新主张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形成时期,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帝国主义对中国从商品输出进而实行资本输出,夺取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洋务运动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破产了。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产生了一次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一部分爱国人士所倡导的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运动,企图在不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按照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式,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当时,陕西学者刘光蕡也属于这类人物。

评樊锥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思想

樊锥是近代中国为维新变法奔波了一生的仁人志士,在戊戌变法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对于樊锥却涉及不多,这与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本文拟就樊锥戊戌时期的政治思想作一简略评述,敬祈史学界同仁匡正。一樊锥(1872——1906),字春渠,湖南邵阳人。少年时,在家乡求学,甲午战争时期,来到省城长沙,进入城南书院。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中华民族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当时,社会各阶层对于被“蛮夷小邦”日本打败的结局,非常不满,十分焦虑,作为“慷慨爱国之士”的樊锥也不例外,他说:“夫以堂堂之九土。

发愤救亡 变法图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爱国思想述评

戊戌变法支持者张元济先生诗云:“南海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①康有为、梁启超是晚清书生救国的佼佼者。康有为(1858～1927年)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幼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这对他的爱国思想有深远影响。1876年他从爱国学者朱九江学。朱主张“经世致用”。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严复思想之异同

康有为、严复是近代杰出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有相同的基本点,又各具特色。本文用比较的方法,对他们在1895年春至1898年秋这一时期的新思想作一探讨。一、康有为、严复思想具有戊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本特征 1894年,清王朝在中日战争中被打败,一大批爱国有识之士,深切感到:中国再也不能照原样生存下去,必须立即实行改革。严复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①康有为说:“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

略论戊戌变法时期的孙家鼐

孙家鼐(1827——1909年),字燮臣,安徽寿卅人。1859年(咸丰九年)中状元,授修撰职。1878年(光绪四年)起,与翁同和一起,成为光绪皇帝的师傅。历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等职。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光绪皇帝主张对日宣战,而孙氏却赞同洋务派头子李鸿章对日妥协的主张,“力言衅不可启”。1898年,维新思潮如火如荼地在京师与诸省蓬勃展开,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维新变法运动中去。他奉光绪皇帝诏令,主办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

戊戌变法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相当规模的一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教育改革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同历史上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样,康梁维新派敏锐地感觉到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与国家兴衰强弱的密切关系。在十九世纪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形势而惨遭侵吞的中国,改革不适应现状的教育制度,以利新型人才的辈出,尤其显得重要。于是他们把改革教育、培养人才,视作变法维新的第一要义。为此,他们大声疾呼:变科举、兴学校、育人才！在他们奔走倡导下,终于形成了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次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办新型学校的热潮。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教育形式和内容的学会、学校和报刊,大开改革旧教育制度的风气。这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即是在今天,他们那种把教育改革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知远见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亦是值得我们深思和鉴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