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我的车》:“变迁仪式”故事类型叙事研究

2022年3月,日本电影《驾驶我的车》荣获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这部有着十分成熟叙事策略的亚洲影片,为我国电影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叙事研究样本。运用布莱克·斯奈德《救猫咪》系列丛书中“故事类型”方法论分析电影文本《驾驶我的车》,探究在“变迁仪式”这一故事类型模式之下,如何在类型规则中完成电影叙事,在完成叙事内容和主题表达的同时,为观众呈现出这部充满人生哲思的感人影片。

从仪式到文化展演——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变迁

武夷山“喊山祭茶”文化作为福建武夷山本土的一种祭祀仪式,是由众多象征符号构建而成的象征体系。随着时代的进程,武夷山的喊山祭茶文化活动发展至今,已从早期的祭祀仪式逐渐向文化展演的文化活动方向变迁。该仪式在历史的进程中,文化不断互嵌重构交融,在特定时空场域中强化了人们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使武夷山茶人的集体意识得以加强且身份得以确认,文化精神得以延续与传承。从“祭祀仪式”变迁到“文化展演”的视角,全面纪录该文化仪式的流程和内容的全套变化以及探讨其变迁的原因,探讨现代政治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嵌入交融,并且解读武夷山喊山祭茶仪式在科学与经济发展背景下在现代新媒体视域中的真实表达。

文化流离、仪式变迁与农村“闪婚”现象的发展——基于赣南B村农村闪婚现象的考察

农村青年闪婚现象是农村婚恋研究领域新近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本研究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农村闪婚现象的产生以及快速发展。在对婚姻礼仪与过程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婚姻原有的文化意涵逐渐远去,这也即是本文所称的文化流离。婚姻仪式的极大简化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无力的表现,更是现代性观念冲击农村青年婚姻观念的客观结果。农村传统文化的流离与解体是农村青年闪婚的内在原因,而农村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是通过传统文化的消解对农村婚姻产生影响。

仪式与变迁——云南麻栗树村花腰彝祭龙调查

祭龙是花腰彝的祭祖活动,传统的祭祀仪式神圣而烦琐,随着社会变迁,花腰彝在精简传统祭典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现代内容。祭龙逐渐成为村邻寨友们交流感情、探亲访友的娱神乐民活动,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仪式变迁与乡村社区整合--以广南县阿科村的祭竜仪式为例

文章通过对云南省广南县阿科乡阿科村这一包含壮、汉、苗多元族群的新兴移民村落的田野调查,考察阿科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壮族的祭竜仪式变迁历程,解读壮、汉、苗三个族群具体利用传统的仪式资源来协调族群之间出现的冲突,达到族群整合的效果,最终获得社区族群的和谐过程,探讨传统民间信仰资源对构建现代多民族社区的和谐所能提供的潜在贡献。

民族民间仪式的变迁研究——以裕固族婚嫁仪式为例

本研究通过实地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获得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了裕固族婚嫁仪式复兴以后的变迁，沿用仪式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裕固族婚嫁仪式进行历时性动态考察。运用社会文化变迁理论对仪式变迁的动因进行分析。社会变迁是裕固族婚嫁仪式变迁的先在前提，而裕固族文化在现代力量冲击下的变迁与民众的自主性社会选择决定了婚嫁仪式变迁的方向。

农村婚嫁仪式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以贵州省N村为例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镇,农民工群体的规模逐年扩大,农村人口流动性逐渐增强。农民在流向城市的过程中接触到了现代文化和现代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嵌入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社会。传统农村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打破,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农民思维方式发生转变,出现了农村文化习俗嬗变,传统文化"式微"。婚嫁礼仪作为农村文化习俗的重要部分,展现了农村文化独有的特性。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大众传媒的深入影响促使了农村文化逐渐消逝,加快了农村婚嫁仪式的变迁。

从帝制到共和:青海湖祭祀历史变迁的政治内涵

祭祀青海湖被纳入国家祭祀的千多年间多次发生变化,在清代和民国年间变迁较为突出。雍正初年改遥祭为近祭,祭祀时间和地点逐渐固定,清中期蒙藏各族参与到祭海、会盟中,晚清时还出现近祭和遥祭交替、并举的情况。从帝制到共和的鼎革之际,地方势力延续了祭海、会盟,在具体仪式上也变得更加符合现代国家的特点。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仪式变迁的内容更加丰富,并体现出不同时段的现实要求。可见,祭海会盟仪式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务实性,且这种务实性在帝制与共和两个不同时代有着各自的特点。同时,仪式在不同时期变得更加符合不同性质的国家的现实环境和政权的自身诉求。

反思“仪式过程理论”的效度——以呼和浩特地区的两个仪式为例

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理论在面对中国现代仪式时,其解释力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中,亲属称谓制度等是极其重要的社会关系构成元素。现代仪式不可能打破原有的亲属称谓和亲属关系,而进入到一种特纳所言的无区别的"交融状态",其原有的社会关系仍然在仪式中存在,仪式主体并没有进行"结构性隐身",其地位、身份、等级、角色仍然未变。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介入、市场资本的渗入、国家及地区之间互动程度的加深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等具有现代性意义因素的影响,现代仪式的性质和意义相较以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仪式在形式、性质和意义上都发生了变迁。因此,我们应该结合中国社会的特性批判性地对待西方的理论知识。

乡村社会中的婚姻礼仪变迁——基于鄂中荣村的研究

婚姻礼仪不仅是乡村社会中婚姻关系缔结的必要程序和婚姻合法性确立的重要标志,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关系到乡村社会中的婚姻形态和社会形态,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婚姻仪式与其意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在乡村社会正逐步经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作为反映社区文化概貌与乡民生活意义的婚姻礼仪正在经由传统向变异变迁,其仪式正由神圣性向娱乐性变迁,仪式意蕴正由社会性向私人性过渡。

国家与社会互动下的丧礼变迁——以湘南灵官殿村为例

丧礼在传统社会因备受民间推崇与国家重视而得以延续数千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传统丧葬仪式经历数次变迁并曾一度中断,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复兴。然而某些地区的丧礼却在复兴之后走上了一条全然不同传统的仪式再造之路。笔者通过考察灵官殿村丧礼的建立、改革、中断、复兴以及再造的过程,结合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展现了国家与社会互动在推动丧葬仪式变迁之中的重要影响。

人类学视域下的时间与仪式

时间以哲学为源头,建立了与过去、现在、将来的联系,并且以社会学的建构将自己表征为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化存在。人类学真正将时间表达为一种自然联系,从客观上对本身的物理特性和社会属性进行阐释。以“仪式”为叙事载体,从生态时间、社会事件时间、人生礼俗时间的角度分析不同情境下仪式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既呈现出社会秩序的创造过程,又表达了社会的文化意义。最后,反思面临社会变迁时如何以“仪式”的形式体现时间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调节意义,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仪式塑造空间——场景理论视角下可邑村“阿细跳月”的空间变迁

风土聚落的仪式空间建构对地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可邑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场景理论动态观察方法,结合对仪式传承人的口述史访谈,聚焦从“阿细跳月”仪式伊始直至现代转型的全过程,挖掘仪式行为如何唤起空间的场景特征。对“跳月仪式如何塑造建筑空间”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发现,仪式空间由仪式的日常习性、社会关系和消费传播织就而成。研究旨在为仪式空间的发展提供启示,并助力风土聚落仪式传统的存续及其空间的活化更新。

由徽入黔的“抬汪公”仪式变迁

随着由徽入黔的屯堡人,“抬汪公”亦由徽入黔,沿袭至今已成为徽州地区与黔中地区共同的节日和文化盛典。徽州地区“抬汪公”仪式来源与过程徽州“抬汪公”仪式发轫于汪华信仰,举行时间同一地域也有差别,有重阳节、八月十三等。每年的仪式过程就是对民间信仰的深化。

成吉思汗祭祀仪式的变迁

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古族祭祀文化的象征符号。近百年来,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及其祭祀的文化空间和仪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时,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传统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产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成为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新的符号。文章以2000年成吉思汗龙年大祭的祭祀仪式为个案,描述了成吉思汗祭祀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及蒙古族对其传统文化符号的认同。

代际关系视角下的仪式变迁——以川村“坐月子”为例

仪式变迁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缩影。调查发现,"坐月子"仪式有"听老人的"和"听医生的"两种理想模式。前者的实质是遵从传统礼仪,后者的实质是服从科学权威。透过农村代际关系与仪式变迁的互动,进而探究仪式主体在传统文化结构与现代医学知识的冲突与融合下的抉择机制。研究发现:老人主导月子里的权力关系模式,形成的核心机制是文化价值的延续与代际功能的互补;对"礼仪"的遵循实质是建立和维护社会身份与社会结构的差异性,"礼仪"象征着社会秩序。

婚姻礼仪的功能弱化、仪式变迁与村庄文化——以鄂中荣村调查为例

婚姻礼仪是缔结婚姻关系,组建家庭的重要环节,更是农民生活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信仰仪式行为,它凝聚着深远的文化价值理念,也是乡民生活意义体系的体现。在乡村社会正逐步经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婚姻礼仪也处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传统婚姻礼仪在社会变迁中因不合乎时代发展而出现仪式意蕴流失与社会功能弱化,村庄文化主导下村民们的社会性选择使得婚姻礼仪由传统走向变异。

中国婚礼仪式的变迁与国家在场

我国婚礼仪式的变迁经历了传统社会、近代文明、建国后和现代婚礼仪式四个发展阶段。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文明婚礼及现代婚礼是一个过渡的不稳定阶段。近代文明婚姻实行登记制和单位证明制,国家由后台走向了前台,促成了国家对婚姻直接掌控。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对个人婚姻的全面干预,只保留形式上的审查权和许可权,但在摆脱了有关部门的制约之后,它在发展过程中衍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亟待加以解决。

“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唢呐班生态环境变迁过程与机制研究

婚礼仪式、葬礼仪式及其他仪式为中国乡村唢呐班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点,通过描述婚礼仪式、葬礼仪式及其他仪式用乐的变迁过程,深入阐释用乐变迁的核心驱动机制,可以发现:婚礼仪式用乐在文化涵化机制驱动下日趋简化时尚;葬礼仪式用乐在文化适应机制驱动下略显丰富多样;其他仪式(尤其官方仪式)用乐在礼俗互动机制下呈增减并存的态势。这些变迁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中国乡村唢呐班的生存与发展,亟需被研究和重视。

湖南石鼓镇丧葬仪式音乐的传承与变迁

本文以石鼓镇丧葬仪式音乐为研究对象,将这一民俗事象置入特定文化背景中,立足音乐本体,记录乐器与组合形式、记谱并分析音乐特点。本文尤其采用了民族音乐学的'再研究'法,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20世纪50年代采访记录的《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为时空坐标,结合新一轮田野考察,探讨湖南民间吹打乐传承中的变迁与保留,比较两个时代、两种文本之间的变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