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保险制度的功能转型与变迁路径——基于美、德、日三国的比较研究

在社会保险体系之中,失业保险建立的时间通常相对较晚,且存在颇多争议。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建立分析框架,探究美国、德国、日本失业保险发展变迁的共性与差异的结果显示:美国失业保险体系长期保持较低的保障水平,注重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具有很强的漂移特征;德国通过“哈茨改革”实现“二元化”制度层叠,划清国家责任与企业责任、个人责任的边界,增强失业保险运行的可持续性;日本“三事业”改革用雇佣保险替代失业保险,服务于促进终身就业的战略。以典型国家为参照,我国应继续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并合理调适失业保险制度目标;通过层叠制度设置为非正规就业群体提供“保基本”的失业救助;拓展失业保险的功能,将稳定就业与逆周期调节纳入制度目标,激活经济运行动能;建立失业保险储备基金与费率灵活调整机制,促进基金稳健运行。

多适应症药物医保支付的理论反思与实践走向——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欧洲国家经验表明,实施多适应症药物支付(MIP)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支撑条件。由于政策创新空间受限,且资源基础薄弱,当前我国实施MIP的难度较大。但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变化,实施MIP的需求和条件基础也会不断变化,建议从公共价值创造、制度风险分担、实践效果追踪三个层面,推动我国多适应症药物支付制度变革。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现存短板与实践进路——基于共同富裕目标前景的审思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前景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回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变迁历程,探析其制度存量基础上,按照“目标—短板—实践进路”的逻辑思路审思当下新农保制度模式存量基础与共同富裕目标前景的差距,可知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物质保障能力低、城乡及区域间养老金水平差距大和制度建设水平不足的短板。本研究提出适度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合理调节城乡及区域间养老金水平差异、完善制度建设水平三条实践进路建议,以期实现农村养老物质保障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三十年:演进、成效与变迁逻辑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这一制度既构成了中国现代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过去三十年分税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纵观过往的改革历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每一次重大调整背后都有着深刻的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背景,始终服务于财政体制改革全局,并充当了财政体制落实国家战略、保障经济社会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工具。站在分税制改革三十周年这一历史节点上,本文系统回顾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演进,总结其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效,并阐释其制度变迁的内在经济和政治逻辑。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历程和运行规律,也为下一阶段进一步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制度变迁视域下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

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是国家加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产配置、增强土地市场有效供给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发展权利益分配、权利归属等问题凸显,其中因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滞后而带来的问题较为常见。以制度变迁为视域,梳理土地储备体系的法理考察与实践演进,探讨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和具体路径,将为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模式和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重庆为例,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现状出发,对近年来土地储备总体经营情况、重点功能片区土地经营效益、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展开实证分析,实践表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土地储备融资渠道得到拓宽,有力支持了当地经济建设,土地储备财务风险得到控制,土地储备监管更为便捷,土地储备促进了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的推进,土地储备中心加强了一级市场调控,建立储备土地信息库,科学编制储备计划,加快推进前期开发,统筹安排各类资金等工作。不足之处在于,土地储备机构职能权限界限不清,储备整治工作资金保障机制不太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土地储备整治工作的机制尚未建立,土地储备前期开发、系统性风险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应以土地确权带动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强化土地价值管理,增强土地附加功能,健全土地储备体系有助于有效利用未开发的土地资源、减少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流失、保障土地资源发展权。进而从宏观上提出以土地确权带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不断创新的改革路径;从微观上提出应理顺土地储备组织治理体系、优化土地储备资金融资体系、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优化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加强土地储备系统性风险应对,进一步规制宏观经济下行、土地价值下跌等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进行完善的具体路径。

建党以来我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变迁及反思

历史制度主义者的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的教师政策等是教师专业发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党以来,我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经历了干部教育、以苏为师、专业培训和师德建设等四个阶段。通过对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发现,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变迁受宏观环境制约,体现从高度集权模式到准市场经济模式、从革命式变迁到渐进式变迁趋势。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创新要实现高校、教师、教育行政部门等多方行动者的利益均衡。高校要积极疏通教育行政部门与教师对话的桥梁;教师要主动顺应制度变迁,基于高校实际探寻自我特色的发展路径。此外,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关注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现象,弱化以往教师制度中“糟粕”成分对新制度建设的影响,实现旧制度与新制度的良性衔接。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演变、问题与完善——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指导制度的演变经历了制度化探索、规范化和法制化三个阶段。制度供给重心从家校共育到家校社合作再到家校社政一体,具有从追求家庭教育的内部收益到追求外部收益和整体收益的动力特征,从学校资源开发到多方积极参与的过程特征,以及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由局部制度变迁带动整体制度变迁的方式特征。当前,家庭教育指导制度面临配套制度供给不足、政策执行乏力和部分制度实效性不强的问题,根源在于权力分配机制不顺、利益调整机制不全以及忽视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指导制度,需要强化政府责任,鼓励制度协同创新,探索有效激励机制,提高政策宣传与执行力度。

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党内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期、曲折发展期、恢复发展期、全面发展期的百年求索之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是宏观环境、政治变量、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从严治党的政策理念等政治变量推动着党内问责制度的完善,关键节点决定了党内问责制度的走向,路径依赖使得党内问责制度不断强化。总体而言,党内问责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体系化、法治化的鲜明特征,展现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抓住“关键少数”为指引、以全覆盖监督为途径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缩影。

我国农民教育制度的历史脉络、演变逻辑与变迁动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农民教育从不是一项简单的启智开蒙活动,其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属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致力于以农民教育为抓手推进农民现代化并助力国家现代化发展。作为农民教育的基础,农民教育制度的确立落实与国家发展同步,先后经历了以促进新生国家认同为目标的确立发展期、以服务国家整体建设为宗旨的渐进推行期、以培养现代农民能力为重点的改革提升期和以培育新时代乡村发展新主体为导向的优化构建期四个阶段。不同阶段,制度的具体表现不同,但坚持党政主导、高度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贯穿于制度发展的全过程。从变迁动力看,环境变化、观念转变以及不同行动主体的推动相互影响,形成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推进了农民教育制度的发展。

纪检监察制度变迁对反腐绩效的影响——基于党的十八大前后的比较分析

制度是反腐利剑,反腐败关键在于制度。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检监察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反腐绩效?学界对此尚无定论。探索纪检监察制度变迁与反腐绩效之间的影响机理具有现实意义。采用比较分析法,以党的十八大为分析节点,对比十八大前后纪检监察制度与反腐绩效的变化情况以明确关联对象,以腐败惩治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纪检监察制度变迁的阶段性成果在腐败惩治的发现、调查、惩处阶段发挥了何种作用,进而如何影响腐败发现率、查处率、惩处力度,来剖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与优化:基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数据分析法,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相关理论,基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梳理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制度变迁历程。结合现行制度下足球联赛绩效现状,对联赛制度变迁的应然环境进行剖析,继而从青木昌彦提出的制度的三种历时联动机制出发探讨联赛制度的优化路径。发现:库兹涅茨曲线可用以解释我国职业体育领域收入分配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为未来职业足球联赛制度改革指明了可能的方向;职业足球俱乐部竞技实力有限,职业足球联赛可竞争性不足,而制度失衡是联赛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未来应从完善市场体系和促进联赛参与主体协同方面培育中国职业足球联赛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优化路径包括: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利用制度联动效应引导联赛市场竞争机制不断完善;创新制度互动模式,以制度联动机制再造和制度派生效应弥补非正式制度自发运行中的缺陷;形成更高层次制度互鉴,借助技术溢出效应孵化出我国特色职业联赛制度。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英国现代学徒制变迁:历程、逻辑与启示

现代学徒制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现代学徒制不断改革,逐渐发展成熟。英国现代学徒制的改革经验和发展历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梳理分析发现,英国现代学徒制经历了政府开始干预职业培训的奠基阶段,勾勒内外部发展制度图景的肇始阶段,规范化发展与雇主主导的推进阶段和范式转型与内涵提升的革新阶段。其制度变迁逻辑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文化偏好与观念转变等深层结构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政府的价值权衡和雇主的利益选择产生的路径依赖制约着制度变迁;场域内相关利益主体博弈与角逐、制度供给与需求的张力,以及外部环境压力和学习示范效应等动力机制推动着制度变迁。面向未来,在中国的现代学徒制发展过程中,为增强适应性,应指向制造强国建设,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提升耦合性,应厘清不同行动者利益诉求,加强相关主体协同;为保证发展性,应明晰多重动力逻辑驱动机制,实现制度供需匹配,形成现代学徒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经济制度变迁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以我国沿海地区为例

经济制度变迁对海洋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通过熵值法测算沿海地区经济制度水平,运用标准差椭圆及重心分析法将沿海地区经济制度水平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可视化,最后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三大海洋经济圈经济制度变迁对海洋经济增速、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制度变迁时间上分为1997-2002年、2003-2015年、2016-2018年3个时间阶段;空间上,经济制度重心呈现向北偏移的趋势,北部沿海地区经济制度水平提升较快,沿海地区经济制度水平在空间分布上逐渐趋于均衡。(2)在1997-2018年间,我国海洋经济依次呈现出缓慢发展、迅速发展、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北部沿海省份海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其产业结构仍有待优化升级。(3)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影响海洋经济发展,且经济制度变迁对海洋经济增速的影响与其对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相比更为显著;经济制度变迁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地域差异性,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受经济制度变迁影响由大到小为: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

突破身份藩篱:高校博士后制度的变迁演化与路径创新

随着高校博士后规模愈加庞大,如何拟合不同身份类型差异进而优化聘用管理成为博士后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基于身份分析视角梳理高校博士后制度演化轨迹发现,其变迁过程大致可分为身份建构、身份整合、身份分化与身份重组四个阶段,而当前制度建设的争议或困境主要包括制度并轨与身份契约之间的内在冲突,统一制度管理与多元身份差异的矛盾,博士后作为师资储备的身份定位问题以及“去身份化”与“再身份化”带来的潜在风险。综合来看,博士后制度改革应从身份识别、聘用优化与利益共享三个层面出发,建构博士后人员的学术身份网络体系,完善其身份管理的过程机制与建立满足多元身份发展需求的职业保障系统,从而打造可持续化的博士后身份平台。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制度变迁逻辑——基于“主体互动-制度共演”框架的分析

工业用地配置是当前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历经40余年的长期改革,市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如何理解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内在逻辑。通过纳入多类行为主体和关联制度,论文构建了“主体互动-制度共演”的理论框架,围绕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改革历程和逻辑展开制度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工业企业围绕工业用地配置制度充分互动,分别以制度供给、制度创新和制度需求的形式,在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初步探索、发展调整和深化改革阶段主导了制度演变方向。土地产权、财政管理和政绩考核等关联制度安排也在工业用地配置制度演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认为,未来工业用地配置会以市场主体向上传递制度需求的互动形式深化改革,故应建立制度需求的有效反馈机制,服务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重点优化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和用途管制制度,加快培育土地二级市场和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体系。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省际医疗对口支援制度变迁的分析与研究

分析中国省际医疗对口支援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形成原因,并对该制度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划分,将其分为孕育与萌芽、确立与初创、巩固与发展三个阶段,并从行政任务、主体利益、传统文化、技术革新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省际医疗对口支援制度发展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有益经验,得出省际医疗对口支援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健康治理效能的生动实践,是促进协同治理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为国家医疗卫生服务均衡发展和重大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变迁与就业促进功能扩展

失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失业保险则是为劳动者提供应对失业风险的民生保障制度。中国失业保险经历了从象征性制度安排向有效制度安排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在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中,失业保险功能的扩展成效证明了这一制度的有效性。但这种功能扩展更多是应急之策,尚未真正形成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成熟制度安排。面向未来,需要推动失业保险功能再扩展,使其从消极的事后保险向全面促进就业转化,以持续推进这一制度的高质量发展。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中国广告产业制度变迁模式研究(1978-2023)

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历史分析范式,引入结构—代理二元性的本体论,并修正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概念,构建间断进化分析框架,考察1978-2023年中国广告产业制度变迁历程,认为广告产业制度呈现激进式与渐进式变革周期交替的变迁模式。从共时性结构因果关系来看,广告产业制度激进式变革以制度变迁路径的合法性逻辑(1978-1983)、市场性逻辑(1992-1995)、技术性逻辑(2010-2016)三个构建或转折的关键节点为标志。从历时性结构因果关系来看,关键节点触发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包括启动成本、协调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产生国家大规模逆转关键节点制度快择的变革阻力,导致广告产业制度呈现稳定、连续、边际性特征的渐进式变革;并通过分层、替代、衰竭完成适应进化。国家应在上述模式规律中把握广告产业制度变迁路径的创造性、可塑性,促进广告产业制度适时转轨和逐步完善。

通往现代财政之路:制度变迁逻辑与政策选择

当代中国的财政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在系统梳理当代中国财政制度变迁过程,总结分析不同阶段财政制度主要特征的基础上,阐明了各种类型的财政制度在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利用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范式,从行为主体、基本动力、变迁模式和基本路径几个角度入手解读了当代中国财政制度的变迁机制。研究发现我国财政制度变迁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受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驱动,以强制性变迁模式为主,体现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兼备特征的渐进式变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不断深化财税领域改革,成绩斐然,同时也面临很多现实挑战。为了匹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需要进一步从法制建设、税制改革、支出管理、央地财政关系、预算管理、财政支撑能力等方面入手,将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向纵深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