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下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进路——基于中原农村地区的案例研究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深入剖析影响乡村产业振兴成效的关键要素并揭示各要素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具体作用机理,对于推动构建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解读乡村产业振兴相关政策文件与分析地方乡村产业振兴具体实践过程发现,以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鲜明的诱致性特征。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理论基础构建起“制度变迁动力—制度变迁成本—制度变迁收益—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四维模型分析发现,乡村产业振兴是上述四维核心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针对制度变迁过程中各个主导要素存在的缺陷,建议在尊重农民意愿和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应充分发挥政府制度供给上的独有优势,从激活内生动力、降低变迁成本、保障变迁收益和优化制度供给等路径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以保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平稳有序推进。

规划性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工走向与对策

社会作为一切人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迁。农民工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变迁的特性。社会变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放任主义的自然变迁,一种是体现人的意志的规划性变迁。将农民工纳入规划性变迁中,有助于改善其生存状况,使之成为社会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五年规划/计划,农民工在规划性社会变迁中由消极限制到积极保障,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求通过国家规划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有的过渡性社会群体最终趋于消失。

农村金融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改善农户福利了吗?——以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制度变迁为理论框架,讨论了作为农村金融诱致性变迁载体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文章使用D ID模型对苏北L村79户农民在样本互助社建立前后的信贷可获性与收入进行比较,发现互助社对农民的福利水平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助社这一制度创新对提升农户的福利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中国林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最优路径研究——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

文章在经典农户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产权制度变量,对我国林业制度变迁的最优路径及其中短期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结论证明,最优的林权制度变迁过程是强制性还是诱致性取决于林业自身的生产要素积累程度。长期来看,林业制度更倾向于多元化经营与家庭经营。可以证明,理论结论与我国林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并得出了林业制度变迁理论结论对于我国的意义及若干启示。

规划性变迁:理解中国乡村变革生发机制的一种阐释——从农村社区建设事件切入

与传统内发和自然生长的社区不同,现代意义上的社区主要是一种计划性或规划性社区,体现了国家由外向内进行整合和理性建构的特点。在乡村社区分化及认同流失的条件下,政府在规划性变迁中的主动性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及合理性。不过,政府主导的规划性变迁方式在现实中也存在一定的限度。新一轮农村社区建设能否取得成效不仅取决于人们对农村社区建设目标的重新认识与定位,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方式和机制。

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中国的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早期的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协调发展,民间金融响应获利机会实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存在内部规则难以外部化、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滞后等问题,制度供需矛盾要求政府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地方性变迁:顺德“饮灯酒”民俗节庆重构

全球趋同化现实与文化多样性保存是当前文化变迁的突出矛盾,地方传统节庆重构集中展现了这一矛盾。在传统节庆整体发展式微、地方性日渐丧失的背景下,顺德"饮灯酒"节庆却蓬勃发展。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方式探索顺德"饮灯酒"民俗节庆的重构。案例研究表明:节庆形式、规模、对象、内容、主旨等都发生变迁;节庆的地方性变迁,是在汇融全球性基础上保持的地方特质;节庆地方性特质保持与文化自觉有关,也与人类需求满足相关;节庆变迁,有助于认识文化变迁轨迹并指引文化建设。"饮灯酒"节庆变迁,从学科融合视角拓展地方性研究视野,为全球化冲击下文化地方性保持提供案例支撑,为践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理论借鉴。

家庭承包制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诱致性变迁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家庭承包制实施以来中国农村所出现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现象进行了总结 ,归纳了多种形式的变迁模式 ,并且通过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模型 ,分析了决定和影响制度变迁的诸多因素。本文还对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

民间金融发展与民营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视角

本文实证分析表明:1998年～2010年间,民间金融发展与民营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协整关系进一步表明,这种长期关系是正相关的,即民间金融发展将会促进民营经济增长。Granger因果分析显示,民间金融是民营经济发展的Granger原因,而不是相反,这与协整分析的结果保持一致。

风景名胜资源产权制度的诱致性变迁研究

风景名胜资源的产权安排直接决定着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风景名胜资源产权制度的动态变迁过程,提出该变迁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并利用诱致性变迁模型详细分析其产生的条件,指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及制度实施成本将影响它的发展前景。

制度变迁与区域进出口贸易的关联：强制性抑或诱致性

基于1997～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强制性制度变迁对我国对外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为负。这表明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是导致我国区域对外贸易差异乃至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

论税制变迁的诱致性因素

税制变迁主要是诱致性变迁的结果,交易费用的变化一直影响着税收制度的变迁。从历史上看,主体税种的演变、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化、包税制的兴衰等具体的税制变化都遵循了一个共同的规律:社会追求交易费用降低的寻利过程诱致税制变迁。

人民需要的主观性变迁与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指向——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需要变迁与执政逻辑的一个注解

中央对新时代和新矛盾的战略性判断,以及对新时代、新矛盾下的社会需要的战略性判断,蕴藏了对人民需要从客观性需要向主观性需要的主观性变迁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的认识。人民需要的主观性变迁体现为客观性需要的主观化和主观性需要的兴起。人民需要的主观性变迁意味着执政党在新时代要更加贴近人民的主观性需要强化自身的能力建设,不仅要进一步优化民生供给、完善民主政治,而且要注重民心建构,通过宏观层面的社会情绪管理来推进人民主观性需要的有序化满足。

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弊端及其应对

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方式的不同,制度变迁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自身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以及谈判成本高、实施难度大等特点,导致制度供给总是少于制度需求,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占据了制度变迁的主导地位。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能较好地解决制度短缺以及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等问题,但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之。

诱致性制度变迁:城乡统筹实现的重要途径——一个基于演化博弈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

以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制度性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前我国以农民为主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发生及重要作用。通过借助博弈论模型,构建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对诱致性制度变迁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成功的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时的初始收益和规避中央推行变迁成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农民接受制度变迁的收益与拒绝成本之间的关系。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成功实现与制度环境相关,制度环境会推动出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临界点。从本质上说,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来逐步改变政府的决策行为,最终使其转化成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得到实现。

农民拆迁意愿及其诱致性变迁路径——基于华北王村的个案考察

基于华北王村的调查表明:受经济和代际的影响,农民拆迁意愿存在一定差异;尽管总体而言农民拆迁意愿相对消极,但大多数农民最终都响应政府要求同意拆迁。农民拆迁意愿之所以会发生变迁,主要是受到村庄内外权力-关系网络的影响,政府、矿场等村庄外部力量通过政策鼓动、利益诱惑形成对农民与村庄精英的动员,村庄熟人社会和家庭等内部力量通过彼此间的连带关系、代际联动形成村庄内部的自我动员,最终促使多数农民同意拆迁。但在权力-关系网络中,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拆迁意愿并未获得满足,可能会带来诸多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我国创业资本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我国以往创业资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当原有制度已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适应环境的改变,需要向更新、更理想体系变迁时,应逐渐加大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的采用,以此来培育出一种能够"自律"的制度体系。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化,政府的功能应该定位于培养新制度需求的"第一行动集团",充分发挥税收鼓励政策对创业投资企业和投资者的双重激励作用,设立创业资本引导基金并培育创业文化。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小产权房合法化

近年来尤其是2007年,小产权房及合法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如果从新制度经济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来考察,小产权房的产生完全契合其基本假定和过程,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所最终形成的制度安排要受到政府态度、现行法律制度惯性、意识形态刚性和集团利益冲突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小产权合法化诱致性制度变迁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民间金融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中国金融制度发展的不均衡性孕育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潜在利益空间,诱致性地促动了民间金融制度的自发产生。因为适合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中国民间金融制度具有存在的内在合理性。政府应该因势利导,使其走上合法化、规范化的道路,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实现诱致性产权制度变迁方式的充分条件

中国以授权试点和财政权力下放方式进行制度改革 ,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这标志着我国制度变迁方式已由初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中间扩散型转变。但是 ,这种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能否使微观主体的经济实力增强到足以独自承担制度创新的成本 ,并成为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 ?本文的结论是 :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仅是实现诱致性产权制度变迁方式的必要条件 ;充分条件是不断替代地方政府部分功能的更有效率的经济和政治组织 (结构 )的形成、竞争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