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执分离背景下变通执行依据的合理性及其限度——以一起商品房买卖案例为切入点

在执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变通执行依据的情形。变通执行依据是指在民事执行时,基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执行案件的需要,对其所依据的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内容、结果等予以一定范围内的变通。包括采纳新的事实依据、扩展裁判文书的内容、变通执行三种形式。变通的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关联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对于变通执行依据制度的构建,则应置于新一轮审执分离的大背景之下,明确这一权限的行使部门,探索分段管理与垂直管理的基本构架,并不断优化相应变通程序。

科层压力、变通执行与基层减负——基于中山市T镇的调研分析

在不断加强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情境下,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不仅使基层部门所承担的工作量远超制度文本所规定的任务要求,也导致中央为基层减负的政令执行面临诸多挑战。在科层制体系中,上级政府通过权威推动,以强化问责的方式施加执行压力;基层部门不断自我加码,以拔高考核指标来预留弹性空间;对基层干部实行动态考核,以不定期督查的方法监控全过程,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链条。为了缓解考核任务的压力及规避被问责的风险,上级政府与基层部门签订责任状分级避责,纵向部门通过讨价还价来减少自身工作量,横向部门采取合谋应对模糊执行的变通策略。这种选择性执行方式不仅弱化了中央政令的权威性,也导致为基层减负的政策在执行中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的主要表现、基本形式与改革建议

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某一(几)个政策元素作了变动,致使职业教育政策没能完全遵从政策制定者意图的政策行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主要表现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和政策过程的变通。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的基本形式主要有积极变通和消极变通两种形式。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增加了政策执行的风险,需要加以理性审视和积极应对。通过建立逐级完善的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架构、在政策设计时预留政策积极变通执行空间、在制度设计时堵塞政策消极变通执行漏洞等方式,将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引入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正确轨道,保证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农村低保政策的变通执行:生成逻辑与治理之道——基于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街头官僚在农村低保变通执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低保政策变通执行的生成主要是由县级政权的模糊型治理及低保标准的抽象性、乡镇政权的弱监督约束、村级治理资源的缺失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应在确立地方性规范、构建监督与激励机制、培育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自治组织等方面进行治理。

乡村治理逻辑与村干部的变通执行——以X村清洁取暖为例

村干部的行为选择及其背后逻辑是理解政策在农村为什么变通执行的关键。作为实际执行主体的村干部在执行过程中既处于自上而下的科层体制之下,又位于自下而上的乡土社会之上。这种特殊的行动情境使得村干部必须在执行任务的准政府逻辑与顾及情面的共同体逻辑间进行权衡并寻求一条生存之道,最终导致国家政策文本在乡村社会的变通执行。变通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实际指向,但也有助于正式的政策执行结构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结构的融合,从而对乡村治理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政策执行中“变通”问题研究——以河北省部分地区包产到户为中心的考察

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虽不是国家行政系统中的组成人员,却是贯彻和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神经末梢,因此,在"变通"执行政策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尽管上级的教育和整训比较严格,实践中广大队干部与农民一起,采取多种应对策略,对集体经营等比较硬性的农村政策进行了修改"变通"。探究原委,维护村庄稳定与社员生活是"变通"的主要原因;疲于应付十分棘手的经营管理是"变通"的主观原因;费力不讨好、经常被问责是"变通"的社会心理动因;乡土村落中重人情往来的传统文化使队干部尽可能地向农民靠拢。总之,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反思集体化时期的乡域治理,同时也对理解现今农村基层干部"有选择性"地执行政策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执行与停止执行法律问题探析

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执行与停止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是行使自治权的一种形式。它在特定情形下具有立法权的性质,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主要发生于国家机关的行政执法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行政管理方面的自治权。为使该规定得以更好地贯彻实施,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权力行使的主体、程序、方式与步骤。《民族区域自治法》未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权,法律的变通在特定情形下就失去了意义。建议《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时,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依法定程序对司法解释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

变通执行: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一种行动策略

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是地方政府在压力型体制下的一种行动策略,是地方政府先行先试,积累经验的重要方式。中央政府权威下的政府间利益博弈为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提供了制度化基础,政府官员间的私人关系为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提供了非制度化基础。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具有实现中央政府政策目标与维护地方政府利益的显性功能,也具有扩大地方政府实际权力与分配职业教育资源的隐性功能。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与社会各主体的教育利益产生分化,从而形成四种变通执行的“理想类型”。未来,应完善制度设计,促进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从有序变通向制度框架之下的有效执行转变。

“福利污名”在农村低保中真实存在吗？——兼析农村低保家计调查目标定位方法的变通执行

国外学术界对家计调查型社会救助是否会致使申请者、受助者及其家庭成员蒙受福利污名莫衷一是,国内学术界对福利污名在以家计调查作为目标定位方法的低保中是否真实存在也存有分歧。在对中部地区某县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多种目标定位并行、“不要白不要”的低保文化蔓延以及变通执行张榜公示致使福利污名在农村低保中不存在。家计调查在农村地区不具备实施的必要条件和手段是农村低保的目标定位方法需要改革的深层次原因。

机构编制管理政策在高校变通执行研究——以A省机构编制管理政策在A高校的执行为例

本研究以A省机构编制管理政策在A高校的执行为例,探讨了机构编制管理政策在高校的变通执行。研究认为:机构编制管理政策在高校的变通执行主要表现在内设机构、在岗人数、领导职数上;机构编制管理政策在高校变通执行的逻辑体现在"上报—批复—落实"的博弈过程、"部门—职位—人员"的调整思路、"拆—并—增—减"的实施思路。本研究探讨了机构编制管理政策在高校变通执行的原因,并从政府、高校两个方面探讨机构编制管理政策在高校变通执行的改革举措。

论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权条款的规范结构

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权涉及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以及含有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授权条款的单行法,学界对该规范体系的逻辑解读颇显混乱。规范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宪法》第115条与第116条为总分关系,我国《宪法》第116条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和我国《立法法》第75条、第98条第3项为授权关系,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和我国《立法法》第75条、第98条第3项为配合关系,我国《宪法》第115条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为授权关系,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为并列分工关系,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与单行法中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为部分重合关系,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与单行法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之间则为相对独立关系。

权衡于奖惩之间: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

政策变通执行是基层部门在多任务情境下的普遍选择。在层级节制的目标考核制下,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和问责机制约束着基层部门政策执行行为。论文从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两个维度出发,将基层部门执行的政策划分为低绩效低风险、高绩效低风险、低绩效高风险和高绩效高风险四个类型,与之相对应地归纳出象征式、行政式、运动式和政治式四种执行策略。在此基础上,论文对D街道办事处同时执行多项政策任务的行为过程进行分析。案例研究发现,面对多项政策任务,基层部门通过考量单项政策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均衡不同政策之间的“激励-问责”强弱组合差异,遵循“在可接受的惩戒下寻求奖励的最大化”逻辑,选择不同的策略变通执行各个政策。论文拓展了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选择的分析视角,不仅揭示了目标考核制的激励与问责机制运行特征及影响机理,也剖析了基层部门对不同政策的偏好及执行策略选择的内在逻辑。研究结果提示,调节与把控基层部门的政策变通执行行为,既要平衡单个政策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之间的关系,均衡不同政策之间的“激励-问责”强弱组合,也要完善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考核模式,改革文本层面的数字考核技术。

结构-机制视角下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长期照护为全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重要政策支撑。本文围绕长期照护政策执行偏差这一核心议题,以结构-机制视角构建政策执行偏差分析框架,挖掘偏差背后的根本动因和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变通执行和路径依赖下相关职能部门的碎片化管理直接导致了我国长期照护政策执行的走样和失真,但出现这一偏差难以完全归咎于此,而是社会政策过程中积累的认知谬误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选择层面的理念偏差与界定失准,即长期照护的观念仍未突破固有传统家庭照顾的束缚、长期照护的内涵及其外延未做出清晰界定。

论治安处罚执行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法理和有关民事立法规定出发,对治安处罚执行才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作探讨。这些问题有:执行异议、协助执行、执行中止(暂缓执行)、执行终结、变通执行、执行纠正。

集体土地上房屋执行的实践探讨与制度构建——以集体土地有限流转为视角

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涉及集体土地上建筑物时,往往因为立法不明确、土地流转困难以及政策引发的执行障碍等多重困境。实践中,不论是政策流转试点,还是各地法院基于土地流转的实践需要,均已对农村房地产的流转进行相应的探索。在执行农村房地产已具备法律依据、现实基础、实践操作方式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前提下,应坚持集体土地有限流转原则,完善现行农村房屋及集体土地使用权执行制度,即通过在立法层面扩大受让主体的范围,在实务层面探索变通执行机制,有利于平衡保护债权人和农房所有权人的利益,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制度逻辑间的非兼容性与基层市场监管的变通执行

对“双随机、一公开”制度执行状况的考察,不仅关涉对基层监管行为逻辑的认识,也关乎对国家治理理性化进程的判断。S县市场监管局执行该制度的过程显示,因该制度所基于的现代性治理逻辑难以兼容于国家的总体性治理逻辑,致使其无意也无力将“双随机”作为基本监管方式;因要服从于地方政府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又使其不可能按规定公开处罚信息。基层监管部门因受制于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多重且难以兼容的制度逻辑的约束,尤其是受“地方大局”逻辑的支配,其行为并不遵循一个从自利到为避责而恪守程序的线性逻辑,而是有着多重多变的面向。基层的变通执行最终导致了两个“非意图后果”:因规避问责而有疏漏或掩盖真实风险的可能,因追求经济达标而背离国家监管结构优化的可能。解决基层市场监管变通问题的根本在于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理顺央地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与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使监管人员有动机有能力执行国家的理性化制度设计,切实推动治理的理性化和现代化。

街头官僚政策变通执行的类型及其解释——基于对H县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的案例研究

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以较具代表性的H县食品监管执法为例,根据政策变通是否完全改变原政策内容,以及变通执行方式的公开程度两种标准,将其表现形式细分为政策敷衍、政策附加、政策替换及政策抵制四种类型;随后通过富有中国特色的实证案例找出中国式政策变通过程所独有的元素和成因——委托-代理关系不够完善;政策环境难以保障;政策内容存在问题;政策主体的自利逻辑以及政策文化的潜移默化。本文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完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制度设计;提高政策质量,保障政策环境;加强教育培训,引导政策文化。

公务员职级套改政策的变通执行逻辑

政策的“变通”执行现象在政府管理实践中屡有发生,构成了政策过程研究的焦点议题之一。公务员职级套改政策涉及政府内部调整,研究其变通执行的内在逻辑能够帮助政府在推动该类政策执行时找准着力点,减少政策执行“梗阻”现象。本文以公务员职级套改政策在我国南方某省份B市的执行情况为案例,重点描述了上下级政府围绕该政策发生的正式谈判、非正式谈判以及“准退出”的互动,展现了该政策变通执行中的政策冲突和执行风险全过程。

浅谈农村低保户的认定问题

家庭人均收入是核定低保的唯一标准,支出负担通过其他渠道解决。整治分配名额、提名认定、投票决策、分档发放等懒政和变通政策行为,像财政发工资一样,准确核定家庭收入和补助数额:应发的,不少一人、不少一分;不该发的,不多一人、不多一分。

珠江三角洲考察随感四则

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中有一种说法.叫做“积极完成规定动作,认真做好自选动作.”意思是;凡中央红头文件规定符合广东实际的,坚决照办.部分不符合广东实际的,不急于全面推广,但要积极试验探索.同时从广东实际出发,研究变通执行的办法,并做出成绩.前者叫“规定动作”,后者叫、自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