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政策变通:运动式治理中的条块关系

在压力型体制下,上级下达的过严指标常常导致下级的密集政策变通。论文集中关注政策变通的发生机制,强调运动式治理中一项政策往往会从日常工作变成政治任务,从而引发条块关系工作模式的转换,最终导致密集的政策变通。以计生政策为例,在常态治理的年份,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弱,计生工作常常是"条条求着块块做",各级计生委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配合其工作,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以发生明显的政策变通;而在中央发起运动式治理的年份,计生工作变成政治任务,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较强,就容易形成"块块带着条条做"的模式,从而引发密集的政策变通。对1983年与1991年两个关键运动式治理年份的初步验证表明,省级领导受到的政治激励越强,省以下执行环节中的政策变通就越强。

规范与变通——国家独立学院政策在浙江省的实施案例研究

对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实施结果与政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的研究,已经成为政策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而如何更好地呈现并解释这一现象,则是众多研究者努力的方向所在。本文以2003-2008年教育部出台的独立学院政策为例,选取国内较早发展民办二级学院的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对独立学院政策在省级层次的实施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首先,本文梳理了浙江省民办二级学院发展情况,总结了这些二级学院办学模式的基本特征;其次,本文简要分析了独立学院政策的两个主要目标及三个规范性的政策要求,在此基础上对浙江省相关政策参与者落实这三个规范性政策要求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最后,本文试图对政策变通的相关理论进行简要探讨。

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政策执行中“变通”问题研究——以河北省部分地区包产到户为中心的考察

人民公社时期,队干部虽不是国家行政系统中的组成人员,却是贯彻和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神经末梢,因此,在"变通"执行政策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尽管上级的教育和整训比较严格,实践中广大队干部与农民一起,采取多种应对策略,对集体经营等比较硬性的农村政策进行了修改"变通"。探究原委,维护村庄稳定与社员生活是"变通"的主要原因;疲于应付十分棘手的经营管理是"变通"的主观原因;费力不讨好、经常被问责是"变通"的社会心理动因;乡土村落中重人情往来的传统文化使队干部尽可能地向农民靠拢。总之,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反思集体化时期的乡域治理,同时也对理解现今农村基层干部"有选择性"地执行政策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不折不扣”还是“灵活变通”:政策执行刚性与弹性研究的分野与整合

学界对于政策"刚性执行"和"弹性执行"观点的论争长期以来无法得到根本消解。整体上,主流观点可大致分为"刚性说""弹性说"和"折中说"。"刚性说"看到了执行弱化对政策效果的消极影响,强调应坚持执行的刚性力度,论述了缺乏刚性的后果、原因和强化刚性的策略;"弹性说"关注了对执行刚性的过度约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强调政策执行的多层级和多属性,主张关注地方的差异性和执行灵活性;"折中说"认为刚性与弹性的矛盾是内在的、固有的,二者不可兼得,因此主张整合二者关系,形成了"统一说""平衡说""动态协调说"等观点。后续研究宜区分公共政策所处的不同情境,明晰"刚性执行"和"弹性执行"各自发挥正向功能的条件、限度和边界,在不同的政策情景下选择适宜的执行方式。

村头官僚、政策变通与乡村政策的实践逻辑——村干部政策角色的一个解释框架

通过若干农村政策执行案例的解读,分析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中"村头官僚"角色的生成理路与行动逻辑。由于国家对乡村组织功能的双重定位,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事实上处于"第三领域"的自由政治空间,使其从忠实代理人角色向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村头官僚"角色蜕变,他们通过政策规则的利益化、政策价值的权力化、政策认同的村庄化,解构和重构了国家政策的文本逻辑,导致了国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执行扭曲。要实现村干部政策角色的正确回归,一方面应加强对村干部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保证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现,另一方面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治理制度,实现基层政权的现代公共性转型,使国家政策执行更具活力与绩效。

基层政府的政策变通逻辑--以H县“不再生育合同”为个案

文章通过H县"不再生育合同"的个案分析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政策变通逻辑。政策变通不是对政策目标的背离,而是为了政策具有可行性。政策变通是社会治理中政策制定上的普遍主义和政策执行上的特殊主义相结合的体现。基层政府政策变通的初始逻辑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政策变通范围的扩散逻辑是为了尊重政策对象的习惯,基层政府不断扩大政策变通适用对象范围是出于自利动机来筹集工作经费,除了以上三种逻辑外,政策变通延续还有一个重要逻辑,即基层政府面临对象要求兑现知情选择法定权利的压力。这些多元复合逻辑驱动的政策变通不仅没有偏离政策目标,反而取得良好的政策预期效果。

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的主要表现、基本形式与改革建议

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某一(几)个政策元素作了变动,致使职业教育政策没能完全遵从政策制定者意图的政策行为。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主要表现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和政策过程的变通。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的基本形式主要有积极变通和消极变通两种形式。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增加了政策执行的风险,需要加以理性审视和积极应对。通过建立逐级完善的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架构、在政策设计时预留政策积极变通执行空间、在制度设计时堵塞政策消极变通执行漏洞等方式,将职业教育政策变通执行引入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正确轨道,保证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制度移植、政策变通与招投标腐败治理

我国公共采购制度的建立,经过制度移植、不断发展和完善,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摸着石头过河”的主要特征。招投标制度执行上的有法不依或选择性执法,是由于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心理,普遍对制度违规和不按制度办事缺乏必要的敬畏心理。要想在公共采购领域做到严格执法、按制度办事。

贫困县卫生规划增量博弈下的政策变通与政策执行

随着新医改、健康中国2030规划以及"十三五"健康扶贫工程的推进,贫困县持续获益,但农村卫生系统可持续发展终究要变"输血"为"造血",这需要从卫生规划到治理常态机制的结构性变革。随着中央对农村卫生投资重点的抓大放小、增量发展的抑公促私,贫困县"十三五"卫生规划制定过程充满了博弈、抉择和变通。对西部4个国家级贫困县访谈调研发现,贫困县卫生规划偏好"上项目—拉投资",呈现出资源规划的增量投机和保守治理等特点。贫困县卫生规划除了要平衡公共利益和部门利益之外,纵向问责控制结构、引民资促发展思路也影响着贫困县卫生规划与治理。

政策变通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政策变通的主要类型政策变通一般指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对政策内容和政策约束作出调整后实施的一种政策行为。政策变通后可能与原政策目标一致，也可能与原政策目标不一致或相背离。政策变通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从政策实践看，政策变通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政策变通逻辑——以山东省W村房屋征收补偿为中心的探讨

在山东省W村房屋拆迁过程中,征地冲突主要围绕补偿标准、安置方案、法律和政策落实情况以及征地拆迁程序合法性的问题展开。W村所在地政府在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执行中存在诸多变通行为,这些变通推动了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但也造成了一系列矛盾。W村拆迁实践表明,对压力型体制下“维稳”的考虑和“土地财政”所催生的行政干预冲动是基层政府主导征地拆迁活动以及拆迁政策“弹性执行”的主要原因。只有有效控制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过度变通行为,才能保证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以C市城市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项目制的核心机制和逻辑困境——兼论整体性公共政策困境的消解

项目制已成为当代中国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项目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被复制到公共服务领域。本质上,项目制包含纵向控制和横向竞争两大制度精神。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的政策过程角度来说,项目制依次展现了事本主义的制定机制、政策变通的执行机制和作为评估机制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三大核心机制,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了三大逻辑悖论:事本主义逻辑与公共服务弥散性的张力、变通式执行与精细化要求的张力和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真实需求与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张力。这也是中国整体性公共政策的困境所在,需要国家加强顶层设计,在公共政策全过程吸纳公众参与,建立督查机制,推动合作治理予以消解。

权衡于奖惩之间: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

政策变通执行是基层部门在多任务情境下的普遍选择。在层级节制的目标考核制下,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和问责机制约束着基层部门政策执行行为。论文从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两个维度出发,将基层部门执行的政策划分为低绩效低风险、高绩效低风险、低绩效高风险和高绩效高风险四个类型,与之相对应地归纳出象征式、行政式、运动式和政治式四种执行策略。在此基础上,论文对D街道办事处同时执行多项政策任务的行为过程进行分析。案例研究发现,面对多项政策任务,基层部门通过考量单项政策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均衡不同政策之间的“激励-问责”强弱组合差异,遵循“在可接受的惩戒下寻求奖励的最大化”逻辑,选择不同的策略变通执行各个政策。论文拓展了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选择的分析视角,不仅揭示了目标考核制的激励与问责机制运行特征及影响机理,也剖析了基层部门对不同政策的偏好及执行策略选择的内在逻辑。研究结果提示,调节与把控基层部门的政策变通执行行为,既要平衡单个政策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之间的关系,均衡不同政策之间的“激励-问责”强弱组合,也要完善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考核模式,改革文本层面的数字考核技术。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地方改写及其实践逻辑限度——以Z省A地州某石漠化地区整体搬迁为例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实施以来对贫困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基础条件困难地区的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实际推进中,不同施政理念的地方政府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有不同的政策安排、搬迁方案和安置方式,不同条件地方的民众对不同的易地搬迁政策也反应不一。以中国西部Z省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整体跨区域搬迁政策为研究对象,以该地区核心腹地A村的整体搬迁情况为调研重点,结合抽样问卷调查和随机入户深度访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地方改写、实践逻辑限度与治理困境进行研究。基于调研情况初步发现,该地"整体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存在对中央易地搬迁政策精准取向和价值基础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政策变通在决策层面也存在合法性挑战,造成政策执行亏损与层级性治理困境,不仅在一些关键利益上存在政策要求与政策对象期望相悖之处,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村民当下的生活造成阻断。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初探

反思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是本土化公共政策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提升执政能力、增强政策执行绩效的迫切要求。政策执行目的不够明确是制约政策执行研究的"瓶颈",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进而考察政策执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是提升政策执行研究的关键。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基层实践逻辑

通过新疆Y县X村的个案研究,分析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农村的实践情况,描述了基层社会中低保制度在现实中的变通,并总结了诱发政策变化原因。调研发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受到基层组织和政府的双重影响,在基层组织和当地政府的双重影响下,村民、村干部以及当地政府的矛盾被放大,增加了基层治理的难度。

模糊-冲突矩阵:中国情境下的政策执行模型探析

政策过程的核心难题并非存在于政策制定阶段,而是执行阶段中的执行偏差,Richard Matland提出的模糊—冲突模型对于解释该难题具有较高说服力,但由于中国的执行风格和体制环境与西方不同,因此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还有待探析。文章着眼于模型中被学者较少验证过的"政治性执行"和"试验性执行",选取上海市养老睦邻点政策和河南省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政策,分别对上海市三个乡镇和河南省三个地市区县的政策执行进行调研。最终发现这两类执行方式在中国情境下缺乏解释力,并基于分析结果对模糊—冲突模型进行了中国化定义。

论政策执行的基本原则

政策执行的灵活性与原则性可以说是政策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在既定政策已制定好的情况下,要如何做到政策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主要的关键是如何在政策的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处理好这个"度"的问题。"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变成谬误"。"度"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在政策的执行与应用中犯与政策本意行违背的错误,把好事变成坏事,或者使得政策变成某些人滥用权利的工具。

县域公安机关警力下沉中的问题与对策

警力下沉对提高基层警力和加强基层公安队伍建设意义重大。但具体执行中诸如变通下沉政策等现象却相伴而生,直接影响到警力下沉的预期目的的实现。客观经济条件和人事管理制度的局限,以及警务建设短视等是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只有从经济待遇调整、制度保障、精英策略、监督体系等方面着手,建立警力下沉的长效机制,才能全面落实警力下沉精神,切实推进基层警务发展。